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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土生土长的县委书记（之二）
文/龚道育
结识杨汇泉
从年秋，湖南省委派来88名干部，又从本县抽调多名干部，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进驻澧澹公社21个大队，开展低标准“四清”运动，即清理工分、清理财物、清理账目、清理仓库。
这个运动是当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后搞起来的，其核心就是抓阶级斗争。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四清”的对象就是生产队保管员以上的所有社队干部，他们都是挨整的当权派。工作队要求他们自觉革命、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依靠对象就是最穷的贫下中农，谁的家里最困难，谁就是扎根串连的"根子”。有少数缺知识、缺盘算、甚至好吃懒做的人误认为这是第二次土改，运动后期可以分“胜利果实”，当工作队发动他们“背靠背”检举揭发时，不乏捕风捉影、夸大事实，甚至栽赃陷害队干部。
陈彰嘉跟随领导在社教工作队办公室工作，收情况、办内部简报。对于那些不实事求是的揭发材料都要求查证据，剔除了那些虚假的东西。在这期间，他既抓“运动”情况收集，又抓生产典型调查。
年9月，他在白衣区了解到利用旱地种绿肥，扩大了水田绿肥翻沃面积的办法，对保证早稻插秧不误农时有好处，同时对改良旱地土壤也有益，便写成“绿肥上山”的简讯，刊登在年《澧县农村》第14期上，向全县推广白衣公社的经验。不久，他又深入澧阳公社澧阳大队，调查该队开展秋冬季积肥运动的经验，同样在《澧县农村》加以推介，指导全县工作。
年，遭澹公社的“四清”运动结束后，他又随县委负责人到大坪公社、车溪公社以及常德县蒿子港区搞“四清”。
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即“23条”)，县委根据上级安排，组织干部学习、贯彻。6月初，常德地委成立“社教”总团，下辖桃源、石门、临澧、慈利、财贸、文教6个分团，组织5千余人的工作队，在澧县全面开展“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陈彰嘉同志被抽调到总团办公室工作，仍然是收情况、办简报。
杨汇泉同志时任桃源县委书记，带队到澧县搞“社教”，担任常德“社教”总团党委成员。桃源分团党委书记，住在新洲公社九堰大队蹲点，吃住在一户最贫困的农民家里。陈彰嘉同志到九堰大队总结桃源分团的典型经验，杨汇泉知道了，尽管工作很忙，也应陈彰嘉的要求，亲自给他介绍情况。后来陈彰嘉又3次来找杨汇泉取经，杨汇泉每次有求必应，陈彰嘉同志也在总团的简报上刊发了桃源分团教育干部、爱护干部的多篇典型经验，他们便有了难忘的初次接识。
陈彰嘉怎么也没能料到，在以后的日子，汇泉同志将成为他的直接领导，成为他的良师益友。那时陈彰嘉只是感慨地说：“有人借搞社教整干部，而汇泉同志却真正关心干部、重在教育干部主动改错、争取群众谅解，使许多基层干部重新挑起了重担，这种襟怀真了不起！”
十年动乱蒙辱
陈彰嘉同志在社教中得到了锻炼，调查研究、分析总结的文字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社教”还没结束，年2月他就被中共澧县县委办支部吸收入党，4月份被任命为刘市区副区长。当时澧县实行分区管理，全县分设刘市区、车溪区、红湖区、梦溪区、王家厂区、甘溪区、白衣区。刘市区包含澧澹、澧西、澧南和道河4个公社，区公所设在乔家河。
陈彰嘉同志还没来得及把全区4个公社的全面情况摸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为是副区长，按“十六条”中规定，他在“当权派”之列，又因为他运动初期接近“红联”观点，年“7.27”湖南问题表态后便被当作“走资派”受批斗。区长遭挂黑牌，他被掛黑牌陪斗；区长遭戴高帽子游街，他也被戴高帽子跟在后面。无奈他秉性刚直，对个别随风转舵的“革命干部”看不惯，惹起造反派的极大不满。有个女斗士使出泼妇般的本领，脱下鞋子朝他头上乱打，蒙受羞辱无以复加。
“文化大革命”后期，年6月，县里安排他接替澧澹公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周启德的工作，在澧澹领导抗灾自救。9月调任澧县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又任县公检法领导小组副组长、县革委会人保组副组长，不久又成为县委办专职副主任。
年12月，澧县召开贯彻湖南省第三次党代表会决议誓师大会期间，他组织文字工作人员总结澧澹公社、拥宪大队、车溪公社车溪5队等单位的典型经验，又写又改，没日没夜。这期间，县委开大会，他是办事员，常委召开会议，他当记录，对全县的情况了如指掌。
年春节前后，杨汇泉来澧县任县委书记的信息传出了。正月初四这天，陈彰嘉在县委办突然接到电话，一听是杨汇泉打的，他说自己到澧县来工作，已经到了县汽车站了。陈彰嘉同志一听急了，心想：新任县委书记从常德来澧县工作，虽然当时没有条件专车迎接，但到汽车站接车总得安排吧，不然行李怎么弄？
他赶紧跑出大门，朝对门的湘运汽车站跑去，刚到门前，只见杨汇泉两手提着行李正在向外走，陈彰嘉一边同汇泉同志打招呼，一边接过一件行李，带他走进办公楼一间已经腾出的20多平方米的房间，中间隔开，一半是卧室，一半作办公室。
杨汇泉上任后，多次邀陈彰嘉一人一部自行车，下乡作调查研究。白天或是赶路，或是在田边地头检查生产，晚上与当地群众座谈，每趟都是半个月、20天。“文化大革命”以前，澧县几乎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
年秋至年春，全县整风整社，处理干部一千多人。年8月至年6月的“四清”(又称“社教”)运动，也处理了一千多人，其中不乏冤假错案。干部吸取教训，担心再搞“运动”挨整，工作不担硬担，思想保守，不思进取。同时，受处分的干部中，有些人工作能干，受处分后或撤了职，或回了家，有冤无处伸，埋没了人才。
陈彰嘉告诉杨汇泉：杨遵耀原来是县委委员，“双整”时被整下了台，现在是红湖区的一般干部。刘文才、刘正鑫、胡宪俊、徐知远、徐宗永等人，都是一些有能力的干部，以前的运动把他们整苦了，都没能发挥作用。
一天，杨汇泉他们到了渡口公社，陈彰嘉告诉他：“这个公社的妇女主任伍贤珍是杨遵耀的妻子，今天杨遵耀在这里休假，你见不见他？”杨汇泉说：“好啊，晚饭后找他扯扯吧！”
俗话说，“酒逢知已饮，诗向会人吟。”杨遵耀同杨汇泉谈话十分投机，晚上谈到10点钟意犹未尽，杨汇泉又约他第二天晚上接着谈。杨汇泉觉得他的意见与陈彰嘉同志的反映有许多相似，高兴地予以肯定。
后来想把杨遵耀安排回农业局工作，杨遵耀讲了许多不便，为此杨汇泉又将他安排为商业局副局长，在商业局内成立棉花生产办公室，让杨遵耀负责抓全县的棉花生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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