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86岁老记与笔共舞七十载

自从与笔结缘后，即使头昏脑胀时、即使受冤挨斗后、即使年迈器官退化了，手里仍然拿着它。这就是我：

“与笔共舞”七十载

86岁郑赞朴

我从年走岀家门进校门、机关门，再到年退休后又回到家门至年，总共70年。

70年可以干许多事。他人也许几个年头就进入全国、全球某个领域、某个企业几十、几百强了！然而老朽我在这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个日日夜夜中尽管也曾“奋斗”了，可既没有辉煌，也没钱、没车留给后代。唯一的财产就是靠一支笔写了数百万字，或者千万字，什么书呀、文章呀、新闻稿呀。虽如此，但不后悔。

“命”中注定

我与“笔”之缘，同父母亲没有半点关系。两位老人大字墨墨黑，小字认不得。因此两老没有给我遗传“写”的基因。

年上学期，是我在江华县中念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个头高大、皮肤洁白、说普通话、系着领带的男性班主任史老师多次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单独谈话。说我是班上最有希望读大学的料，劝我报考高中，然后读大学…我向老师如实地说，“没有学费来源，这学期的学费还是从外婆那里拿的”。

外婆家在江华岭东（大圩），从沱江到岭东有百来里路，其中要过一个前后一二十里无人烟的“勾掛岭”，路的两边是一个多人头高的杂树和茅草。解放前这里经常发生“打抢”，路过的人没有不害怕的。

史老师听后连连摇头叹气。

年下学期开学，年仅15岁的我，辜负史老师的期望，远离家庭、远离父母亲，独自一人挑着被服从江华步行80余里到道县，再乘车(当时的客车靠燃烧木炭蒸汽发动)约里到零陵，去了不收分文，还供吃、且发2元生活零用钱的湖南省第六卫生学校（后改名零陵卫校、今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士（西医）班读书。

当医生的基本功是写病历。我“与笔共舞”的人生也是从写病历开始。在校念书3年学写病历，到毕业后在医疗单位工作3年更离不开写病历。

作者于年3月14日在澧县“修湖”医疗队办公和住地的工棚前留影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农村医疗单位(区卫生所)仅干了三年的我于年3月，调至县人委会卫生科任主办科员。当时的卫生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届，科长是副职，从统计科平调来。他在机关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就抽调到农村抓中心工作了。与我同调来的会计工作不久下放农村。科里就我一人做三个人的事。用当时的话讲叫“大跃进”。工作苦自不用说，最困难的是晚上靠煤油灯办公写材料。由于灯光弱，每个晚上连续写三四个小时。当年9月去北京参观全国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看不清墙上的字。医院看眼科。医生作了几项检查排除其他疾病后确诊为近视。马上去眼镜店配镜，右眼度，左眼多度，均有散光。从此，我戴上眼镜，成了江永县年轻干部中第一个戴眼镜的人。

到了县卫生科，原给人看病的医生我变成做“管”医生的行政工作人员。原来的“笔”由写病历开处方，治病救人，变成写公文，要求各医疗单位、医护人员“如此这般”！

记得年2月的一天晚上7点左右，县长胡天善到科里嘱咐我以县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给各区、乡、镇政府下达控制小儿麻疹流行的紧急指示。

写县政府指示性的文件，我是第一次。急忙找之前的文件边学边写。胡县长看了一眼我起草的文件说，没有指示的语气。说实话，从乡下调上来的我哪会讲“官话”啊！胡县长便从秘书室叫来字写得好的李化年同志。三人在一起流水作业：胡县长改一页，李同志抄一页，我则立刻交给文印室蒋年青同志刻一页（将用于印刷的腊纸平放在写字的钢板上，用特制的笔刻写）、用油印机印一页。不到一小时，文件“完工”，次日从邮局发出。

有了这次，写公文就慢慢地过“关”了。空闲时学着写新闻稿。

有天听说来我县（江永县）支援扑灭麻疹的衡阳医士学校医疗队的一位老师做好事的事：当天上午，桃川镇所城村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到女婿家看患麻疹的外孙，途经一条较宽的水沟。她没想到头天晚上大雨，洪水冲走了木桥。到了沟边，过不去。正急得慌时，巧遇医疗队一位老师路过。这位老师了解情况后，改变行走路线，不顾淹没脐部的又急又大的洪水，背着老奶奶一步一步地移步到彼岸。并与老奶奶一同到她女婿家给小孩看病。病孩父母见未请自到的医生千谢万谢。不知道从哪来的胆量，我一口气将此事写成稿子，用《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作标题寄给《健康报》。10天后，该报就以原题、原文发表了。因为“一炮打响”，从此对“写”新闻产生了兴趣。

《健康报》是国家卫生部主管的官方权威报，也是全国卫生系统唯一的“大报”。这么说吧，那个时候，县级的人能够在该报刊登新闻稿几乎是若干个万分之一。正是这个缘故，县里的同事们给了我“笔杆子”的帽子。县里开大会写典型材料也就成了我洗不掉的“副业”。

挨斗也不弃

年6月初，县里“社教”转为“文化大革命”。一下子，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位好友说：“来势不对。你是‘笔杆子’，注意点啊！”“没事。你我都是共产党培养、又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干部，有什么注意不注意的！”我毫不在乎地答道。我头天说没事，第二天“文革”工作组长带领七八个人抄我的家，把所有文字材料都拿走。又两天后，单位墙壁上填满“反党分子郑赞朴罪行”大字报。再过两天，我就挨批斗了。主要罪行材料是他们从抄收的“家产”中的一本手抄本“找到”的。这本手抄本是我为写作需要，专门抄录的革命烈士和古代名人诗词，形象且有趣的成语、歇后语、民间口头语。例如，他们将手抄本上的革命烈士夏明翰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删除夏明翰名字和诗中的后面两句，颠倒黑白说我鼓励“右派”砍头也要坚持其主义而与共产党斗争到底。再，说我在工作上不向党任命的科长汇报而向民主人士县长汇报，这是反党（实际情况是，文化教育卫生三位科长均抽调抓农村工作，文卫工作均由这位民主人士副县长分管）。批斗会上，我逐一驳斥。原以为我反驳了还会继续斗。但开了一次会后不再开了。也没有给我见面材料签字画押“认罪”，只安排我白天搞劳动。我则利用晚上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说实话，我后来在单位上当负责人讲话、起草文件和写新闻时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习到的。

过了一段受气的日子，我“偷逃”到京上访。当天中央文革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的接待人是个海军。他听我申诉后嘱我次日再去找他。第二天他告诉我已给湖南省军区打了电话，并递过一张批示函说：“拿这个向省、县汇报，给你平反。”回县后，一位知情人说，是某副县长指名“打”我“反党分子”才有“抄家”和批斗的。他劝我以后别抄抄写写了，免得再受罪。我十分感谢这位同志的好心好意。但当时我没有放弃“笔”的打算。因为我被斗不是因为我反党，而是他们错斗。他们错了，我为什么要改？不能改！

两个月后，“文革”深入到农村。道县最先擅自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滥杀人。此风很快刮到江永县。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奉命到江永县“三支两军”。社会秩序才得以稳定。

说来也巧，不知道是谁推荐，我被安排到部队某营教导员李文星身边工作，主要任务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给省报纸、电台写新闻稿。基本上每个月去一次省里，每次三四天，没日没夜地赶写稿子。少则两三篇，多则四五篇。写稿任务完成了，我的脸色也苍白了。尽管如此，仍觉得非常值。特别是得知省广播电台某晚要播出某条消息后，立即在长沙向李教导员电话汇报。李教导员亲自布置，组织全县机关干部集中在大礼堂听。这种成就感真无法形容。

更大的喜讯是，有两篇稿子震动了全省、全国。一篇是记录一位原县委副书记“三结合”后不怕再“打倒”勇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讯稿《敢字当头，才能继续革命》，发表在年7月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中央和省广播电台反复播；另一篇，引题《把毛主席的声音带下去把贫下中农的感情带上来》主题《江永县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到农村》发表在湖南日报第四版头条（编辑告诉我原安排第一版头条，因来了毛主席最新指示而换了位置。但仍视为“准”第一版头条）。我也由此在省里出了“名”。人民日报社约湖南写一篇落实毛主席关于“三分之一”工作方法的指示的文章。省里指定省广播电视厅李青林（后任副厅长）、何共淮（后任省广播电台长）和我一同赴京完成任务。

正是我有点“名气”的年2月，受地区委托带领新闻写作组到江永采访写稿，遇上县里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县革委会何某某蒙蔽、煽动一些人翻出文革初期打我“反党分子”的“罪行”，新加一条藏有“血衣”罪将我扣下来批斗。我在会上理直状指责“你们保存文革‘黑材料’，已经是公然对抗中央指示！现又用文革‘黑材料’整我是严重对抗中央指示！”我还大声地说：“父母亲均健在，唯一的哥哥在省城工作，何来的血衣？！”批斗会上还有一个有趣的事。何某某叫来我妻子工作单位的学校何校长到会上批斗我。意在让我妻子也抬不起头。可何校长发言，用她的道县口音说的第一句话是：“郑赞朴同志…”顿时会场静了下来，在坐的人互相观望。批斗会草草收场。

这次如同文革初期那样，斗了一场没有再斗，也没有拿材料要我“签字画押”。没多久，将我与一批视为“待处理”的大约百余人送到县“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改造思想”。

年10月中旬，江永县组织人的民兵团（其中干部职工61人），番号是，参加国家“三线”建设，新修湘黔、枝柳铁路。我算运气好，从“五七干校”被抽调到团部政治处宣传组，负责写新闻，担任团部小报《争朝夕》主编，由团部政委也是县人武部副政委曾广生直接领导。曾政委如同先遇到的李文星教导员那样对我特好。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难忘》回忆和赞美曾政委。

年春节前完成修建铁路任务。我回县后调入县药材公司、县计划生育办公室。那些年只在单位领工资，全年在县委农村工作队下乡调研、收集和总结材料。一个字：“写”！

以笔写春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写作从开始“自发”上升到“自觉”地为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而写。

按年度顺序，代表作有：

年在总结江永县抗疟作法的基础上撰写《防治疟疾可采取单项措施》发表在当年5月22日健康报。文中提出“隔离”传染源以阻止疟疾流行的办法，受到国家卫生部、湖南省卫生厅和中华流行病学会主任委员苏德隆教授的高度重视，嘱我先试点，然后推广到全国。

年在计划生育“提倡只生一个”的浓厚氛围下，我从实际出发，撰写《把控制多胎生育作为农村工作重点》发表在当年7月24日健康报。

年6月6日起拿出笔，编写《人口信息》(不定期印发)，有动态、有经验、有问题…深受县各级领导欢迎。当年为压“文山会海”，全县只准县委办、县政府办和县计生委三家办简报，《人口信息》被列为之一。省计生委副主任陈耀之和办公室主任李震之阅读后题字赞杨。

在与乡镇计生专干交流中，得知他们最缺的是计划生育知识，无法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便在年12月底完成《实用计划生育基础知识》的编著，并经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被国家计生委列为全国乡镇计生专干培训教材，获省委、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也因此入选《中国当代人口科学研究者辞典》《湖南社科联年鉴（卷）“社科人物”》《中国人口学会会员名录》。

中央下达年4号文件后，不少乡镇干部感到再不能用老办法，工作上“踩了刹车”。为此我摸索了两个“新方”：一是年4月，在源口瑶族乡搞“合同制”，落实“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合的综合避孕措施”试点。二是年2月，在兰溪乡参与和指导建立乡镇工作队，变突击为主为经常为主的工作方法。然后写成文字，上报县委和省、市，获推广。

年零陵报复刊。年我从冮永县被调到零陵报社工作。说起这次调动和之后被提拔为报社领导成员还有个曲折经历，这也算得上又一次命中注定“与笔共舞”了。

年8月，我在地委党校学习。有天散步，偶遇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何维力。

何科长见到我直截了当地问：“调你到零陵报社工作，江永县组织部说你自己不愿来。为什么不愿来？”“我不知道调动呀！”他接着说：“为调你，在地委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当时有地委委员提出你49岁了。要调应调年轻的。”“兼任报社总编辑的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欧学佳说，我们现在缺老同志充实队伍。老郑从年就当媒体通讯员，还在人民日报发了稿。”他不让我插话，继续说道：“人家千方百计想调到地区来还想不到。你倒好，调你来还不来！”我忍不住了，连忙说：“我真的不知道调动的事。现在还有不有弥补办法？”何说：“我们再下一次调令。”

从地委党校学习回县后，分管文卫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与我谈话。他不讲之前的事，只说：“县委书记让我转告，只要你不去地区工作，留在江永，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比如你现在的住房条件差，给你安排好房子。怎么样？”我也装作不知道之前的事说：“感谢县委重视。不过，还是请组织上让我走吧。”

年10月，我按地区人事调动通知如期到零陵报社报到。

刚到报社，负责政治部工作。先后与四位同志共事，编辑政治方面的稿子，刊发在第三版。我在选稿中发现，乡镇一级来稿少，已收到的稿子质量低。为此，我尽最大努力编辑好乡镇同志的稿子，并出“乡镇专版”。既激发乡镇同志的写稿热情，更好地反映农村一线情况，又有利于培养通讯员，收到“开门办报”的效果。

这年7月10日，地委下达98号文件，任命我为副处级编委。时至年，在没有副社长、副总编的班子成员里，4个编委委员我排第一。从此，我除了审签本报分管版面的见报稿，更要以身作则当好记者对外宣传永州。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20篇（首篇刊于年7月7日）、新华社19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篇，湖南日报及国家部委报纸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