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郭立新、郭静云所著之《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原文分别刊载于《南方文物》年1期；年2期和年3期。该文较为系统地疏理中国境内不同地区先商时期各种城址的资料，探讨其兴废过程与背后的社会动因，借此了解中国各地早期的文明化进程。因全文较长，兹分节摘发；本篇为其中第一节。
经过本文描述、分析可知，先商时期中国境内曾有很多不同地方的文明和国家势力。综合比较这些古国，突显出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原创农耕文明与几种不同的次生文明；不同区域的国家化并不同时；因时代不同，建城立国的原因和历史背景亦不相同；古国延续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所包含的社会规模有大有小；对其后东亚文明发展的影响也有大有小。
在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基础上容易看出，在所有这些地区中，惟有长江中游是诞生时代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且规模最大的原生国家与城市文明区。因此，本文在深入讨论各地城址结构和功能之时，特别着重分析和了解长江中游诸城的形式和使用历史。
国家起源文明起源先商时代城址中国
长江文明是从稻作成长起来的
长江中游地区的洞庭平原是稻作农业的发祥地，与稻作农业相配套的农耕生活方式与社会系统，自全新世初期以来，从零起步，逐渐成长并得到连续不断的发展。[1]直至大约距今-年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已基本达致农耕聚落社会与文化的系统化，这时已初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稻田生产系统[2]，而且，与这一生产系统相配套的、有着稳定的定居形态和内部组织的农耕聚落系统，以及配合新兴农耕生业的时空观念、自我认知与精神信仰等也得到较为系统地发展。[3]
到了距今余年的大溪文化以降，原先呈散居形态的稻作农耕社会开始进入区域性的网络化发展阶段，城市作为区域性分工、交换、贸易网络以及组织管理机构（主庙的神权）的中心而逐渐兴起，成为这些社会文化网络中最重要的枢纽和节点。这些城先是在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时期，零星地出现于古云梦泽周边地区。进入屈家岭文化后，大小城不断涌现，星罗棋布。[4]因其所代表的国家文明的自称不详，因此本文只是譬喻性地将其称之为“云梦泽的苏美尔”。[5]
长江中游早期城址及主要遗址分布图
（一）云梦泽“苏美尔”的主要空间范围
东亚最早的城头山城位于长江以南的湖南澧县，实际上这是离古云梦泽最远的西南角。城头山在汤家岗时期已有中心聚落，到了大溪文化该聚落就已发展成为一座城，城内面积从最初约6万平方米，逐步扩大到约8万平方米[6]，若加上外城墙部分则达到约10万平方米(下文对诸城城内面积的计算，除特别说明者外，皆包括城墙在内；未有引用的数据皆源自本文作者依卫星图重新计算得出)。所以，城头山城是从聚落连续发展到城，从其地层叠压现象可以看出它有很好的文化延续性，属于从农耕社会内部经过自然进化而衍生出来的最早的古国。
“城”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集中化的产物，是社会集中化在空间组织上的一种反映，如作为交易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或仪礼宗教中心，这使其地位有别于普通聚落。
换句话说，一座城的出现，首先依赖于一个区域、一个以城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小邦国（古希腊文称为“诺姆”）。城由于作为社会的中心，使其具有某种社会重要性，为了保护它而经常有必要修筑垣壕（但并不是所有的城都有垣壕）。同时，城作为社会中心又拥有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使这种大规模的修筑行为变得可能。
考古界之所以把大型城墙、城垣的出现作为判断城的重要标志，正因为这种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出现，意味着那时的社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较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出现了社会中心。所以，区分“垣壕聚落”和“城市”，真正关键的指标是要看它是否作为社会的中心来出现。
城头山城
城头山城所在的澧阳平原，从八、九千多年之前的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已出现垣壕聚落，这是在村落外围修筑小型土垣壕沟以保护村落的设施。由于这些遗址并没有环壕之外的部分，其影响所及仅限于单个聚落内部，其工程规模、聚落内部结构以及整个时代背景，都不支持将它们看作城，看作社会中心的判断。城址往往是一个大规模遗址或遗址群的中心区。[7]
除了城头山之外，还有位于澧县的鸡叫城（城内面积约15万平方米）；位于湖北公安的鸡鸣城（城内面积约19万平方米）和青河城（复原的城内面积约7.3万平方米，目前残存约6万平方米）；位于湖北石首的走马岭（内城面积约10.5万平方米，外城面积，外城面积约50万平方米[8]）以及湖南华容的七星墩城（内城面积约6.5万平方米，推测整个外城面积或达到40-50万平方米）；共六座城位于现在的长江河道之南，也在古云梦泽的南边和西南边。
这些城址的发掘工作刚刚开始，目前只初步可以判断，大部分在大溪文化时期有聚落，后来升级成为区域中心而建城，诸城兴起的时间发生于距今年以来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个别城如七星墩城可能只是从距今年前后的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才有城。[9]
另有数座城分布于长江与汉水之间地区的西缘，也是鄂西台地向江汉平原过渡区的前缘。目前这些城的发掘资料也很少，不过大体知道诸城下层均有大溪时代聚落。江汉之间的区域被人类开拓和定居的时间要晚于洞庭平原，一般是从大溪文化才开始出现稳定的定居聚落，其中部分遗址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并因此而建城。
江汉之间面积最大的城址是修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的荆门后港城河城（城内面积约70万平方米）[10]。
城河城
在城河城西北约20公里有马家垸城[11]（城内面积约33万平方米），遗址下层为大溪时代聚落，屈家岭时代开始建城。城河城东南八公里的荆家城，虽然曾在年进行过地面踏查[12]，但迄今仍未做任何正式发掘，不过，笔者依据发表的踏查资料，结合卫星图像推测，这也是一座在大溪时期形成聚落，至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很可能修建了城垣，其面积约为18万平方米。
江陵阴湘城，在大溪早期已有居住遗址，屈家岭早期开始建城（城内面积目前残存约14.4万平方米,复原面积可达22万平方米）；该城经过多次重建，被沿用到熊氏朝代的楚国。[13]在阴湘城以南，荆州城外的荆南寺遗址原为张家山遗址的一部分，后因砖厂取土而遭严重破坏。张家山岗地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约米。这里发现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存，并一直沿用至盘龙城楚商时期。[14]据说该遗址可能有大溪和盘龙城时期的土墙基痕迹，惜因各种原因，迄今对其结构和性质都不甚清楚。
阴湘城
发现古城最多的地区是汉北地区，大部分集中在古云梦泽的北岸，而且汉北地区大部分城址从一开始就以城的面貌出现，在建城之前并无聚落，说明人们是有目的性地前来开拓此地，有意识地择地建城。其中时代最早的当属油子岭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早期建筑的龙嘴城（城内面积约8.2万平方米）和石家河遗址邓家湾城（城内面积约20万平方米）、谭家岭城（城内面积约为26万平方米）。其余大部分城建筑于屈家岭文化或其与石家河文化交界之时，绝对年代约距今年或比这再早约二、三百年，其中面积最大的石家河城（城内面积约万平方米，若加上护城河的面积则达万平方米）。
周围距离不远处还分布有陶家湖城（城内面积约72万平方米）、门板湾城（城内面积约20万平方米）、笑城（城内面积残存约7.9万平方米，推测原来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叶家庙城（城内面积约30万平方米）、张西湾城（城内残存面积约9.8万平方米）、王古溜（城内面积约5万平方米）[15]。在该区西北角还有位于襄阳西北的凤凰咀城（城内面积约25万平方米），在东北角桐柏山间则有大悟土城（城内面积不明）。
因为发掘不足，这些城大部分年代下限并不清楚，其中只是知道龙嘴城在屈家岭文化晚期以后被废弃，而笑城在熊氏楚国时还存在，但中间的传承和重建关系不明。[16]此外，商时期的盘龙城从油子岭文化以来就有聚落，文化层最下一层的年代可早到约距今－前年间[17]。
古云梦泽的东岸目前没有发现屈家岭、石家河时代城址，但是该地区现在多湖群，笔者认为该地应该有迄今仍未发现甚至被淹没的城。最东边在幕阜山西麓地带发现一座石家河、后石家河时代的尧家岭城（城内残存面积约4.5万平方米）[18]。
这些城的发现已引起学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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