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中午袁隆平先生去世，当晚笔者写作了《怀念袁隆平先生》的短文。5月22日傍晚袁隆平先生的遗体运抵长沙明阳山殡仪馆，24日上午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从23日早晨开始到24日晚上，数量众多的民众自发赶到殡仪馆悼念袁隆平先生，其中包括从外省赶来的民众。人们排队进入悼念厅，队伍长达数公里。在电视上，笔者看到有老者说起小时候没有饭吃泣不成声，更多的年轻人脸上挂着泪珠。笔者深有感触。因此，笔者进一步阅读了一些有关袁隆平先生的文章、书籍，重点阅读了由袁隆平先生口述、辛业芸访问整理的《袁隆平自传》，也看了一些有关袁隆平先生的网络评论。笔者觉得再次写作此文是有意义的。
笔者理解，数量如此众多的民众自发赶去悼念袁隆平先生，表达了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表现了人们对为创造美好幸福生活做出贡献的人充满敬意。
袁隆平先生是为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粮食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必须得吃饭，饥饿的感觉不好受。若一个家庭没有足够的食物，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这非常辛酸；而当一个饥饿的人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找到食物时，将会产生死亡的恐惧，觉得非常可怕，这就非常悲哀了。吃饱饭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小时候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不仅影响身体与智力发育，而且会在心理上留下相伴终生的阴影；一个成年人总是处于饥饿状态，也难以有旺盛的创造力。保障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食物，能吃饱饭，这是一个国家粮食供应的生存线。越过生存线，就可以实现更好的发展。首先，可以有多余的粮食饲养畜禽，这样可以有肉吃，人们就能够获得更充分的营养。有些人还想吃点糖、喝点酒，粮食是制糖、酿酒的原料。更进一步，农业效率的提高，少数人从事农业就能够保障粮食供应，就可以从农业、农村释放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为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提供基础，由此人们可以获得更加舒适、更加丰富的生活。
年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处于求生存的状态。粮食产量低而人口不断增加，为此不断地开垦新的耕地，使得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但人们依然吃不饱。同时我国致力于系统的工业建设，这给粮食供应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年代我国出现过不少本已在城市生活的人被劝返农村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质原因是当时农业发展水平无法支撑工业与城市。年前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明显的饥荒，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所谓“人祸”原因，是当时急于将工业搞上去，人们忙于大炼钢铁，要“赶英超美”，没有很好地顾得上种地。但从根本上来说，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我国人均耕地少、粮食亩产量低——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自然灾害或者粮食生产稍有松懈，就会陷入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困境。实际上不仅仅是这次饥荒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辛酸记忆，年代以前中国人民普遍地处于饥饿状态，而且我国的城市化率很低，不到20%。再往前看，实际上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能普遍吃饱的状态极其罕见，饿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文明史以前就不用说了，人类只是从自然界中获取现存的适宜于人类的动植物为食，有没有吃的要看运气。
年代开始，我国粮食供应越过生存线，中国人民开始普遍地告别饥饿，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的生活快速地变得越来越好了。我国粮食供应越过生存线，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并快速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先生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与带头人。
袁隆平先生研究杂交水稻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其中展现了他胸怀人民、百折不挠的高贵品质与顽强毅力，也展现了他作为高水平学者卓越的头脑与眼光。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政府掌握全部资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领导重视、有关部门支持，是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的重要条件。
袁隆平先生年7月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遗传育种专业毕业，被分配至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任教。开始第一年，学校在缺乏俄语教师的情况下安排他教了一个学期的俄语课程。后来他开始教农学专业课程。教遗传学课程时，由于缺乏正式教材，需要自编教材。他喜欢带领学生搞试验，并组织学生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年，中共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他考虑应真正搞点研究。他希望能搞一个新的品种、一种高产的新作物。
新中国建立初期，全盘学习苏联。当时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在中国盛行。他们的理论认为无性杂交可以成功地改良品种或创造新的品种。他们所说的无性杂交就是通过嫁接、胚接等手段，将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品种的所谓可塑性物质进行交流，从而创造新的品种。他们否认基因的存在，将基因学说作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袁隆平先生搞不同作物的嫁接，收获了一些奇花异果，既有17.5斤的大红薯，也有什么都不象、味道怪怪的异果。第二年，他将培植这些奇花异果所获得的种子种下去，发现所获得的优良变异并没有遗传下来，有些则不再结果实了。这使得他对无性杂交学说产生了怀疑。他按照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搞了三年，当代嫁接是可以的，但根本不能遗传。他觉得试验失败了。大概是在年，他在报纸《参考消息》上看到报道，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表明现代遗传学已进入到分子水平。他意识到李森科鼓吹现代遗传学是唯心的、形而上的、反动的，只是为了迎合政治上的需要，是荒谬的。从年起，他觉得还是应该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路子，那才是真正的科学。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只能偷偷地进行学习。他在大学就读时就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有所了解——后面我们会说到，这主要是受他的老师管相桓先生的影响。当时他从文献中进一步了解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已经不是停留在理论上了，染色体学说、基因学说已对改良品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决心用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来指导育种。讲课时他也偷偷地给学生讲一些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知识。
在年前后三年的饥荒中，人们普遍吃不饱饭，很难受。处于饥饿状态，人会老想着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大腿会出现浮肿、松软无力，走路都不稳。如此精神与身体状态，人还能干什么呢？特别是冬天更难熬，由于身体缺乏热量，晚上睡觉时脚是冰凉的，又加上肚子饿，根本睡不着。一个人如果持续地吃不饱、睡不着，离死亡就很近了。更严重的是有人直接就饿死了。袁隆平先生多次亲眼目睹有人因为饥饿死在道路边、田埂上、桥底下，他深受刺激。他自己作为所谓吃“国家粮”的人，不至于断粮，但也处于饥饿状态。他还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吃饭时吃扣肉，然后就醒了，感觉很难受。他当时的月工资是73元，以当时的价格可以买到斤以上的猪肉，实际上当然是无肉可买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人都饿死了，谁还敢拿粮食喂猪吃肉呢？实际上连食用油都极度缺乏。袁隆平先生原本一年四季每天都去学校旁边的沅江游泳，冬天也不例外，但在这三年里中断了。身体缺乏能量、热量，当然不应该再做不必要的消耗，实际上也游不动。他深深地感受到了粮食的重要性，他觉得没有粮食太可怕了，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袁隆平先生进一步立志研究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他首先考虑的是研究小麦、红薯，但很快认识到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我国南方的首要粮食作物，尤其是在湖南90%以上的粮食是水稻，湖南是我国水稻种植面积及产量第一大省。于是从年起他将研究的目标定为水稻。他开始搞了水稻的直播试验、密度试验，其中直播试验每亩增产90到斤。在农村实习中，他看到一些农民担着稻谷到很高的山上去跟别人换稻谷作为种子，觉得不解，农民告诉他“施肥不如勤换种”，种子好产量会高一些，这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提高产量的办法。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农民诚恳地对他说：“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斤、0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农民们淳朴的话语对他触动很深，他意识到农民最紧迫的需要是良种。在当时，水稻优质高产是每亩五六百斤，大量的亩产只有两三百斤。他当时已通过文献了解到，世界上五大作物（即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中，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由此他进一步将自己的目标确定为水稻育种。
在当时农业育种研究中，选品种，一是系统选育，二是从国外引进的材料中去选。系统选育就是从一个群体中选择表现良好的变异单株加以培育。于是，每年从水稻抽穗到成熟期间，袁隆平先生都到稻田中去寻找、去选。年7月，他在学校的试验田中发现了一株水稻“鹤立鸡群”。他计算了一下，按照这株水稻的情况，亩产可以上千斤。他如获至宝，认为发现了好品种。到成熟时，他将这株水稻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收下来。心中怀着强烈的期待，第二年即年春天他将这些种子播到田里，种了0多株。他每天都到田里去，精心管理，心里渴望着奇迹出现。可到禾苗抽穗时却大失所望，抽穗有早有晚，高矮也参差不齐，而且没有一株能比得上它们“老子”的模样。他很灰心，失望地坐在田埂上呆呆地望着这些不争气的“儿子”。他想，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纯系品种是不会分离的，那株水稻为什么出现了分离呢？这种性状参差不齐的表现，是不是就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所说的分离现象呢？突然他眼睛一亮、心中欣喜异常：只有杂种的后代才可能出现分离，那株水稻会不会是杂交稻呢？杂种优势在异花授粉植物中存在，在自花授粉植物中是不是也存在呢？在这个灵感的启示下，他对这0多株水稻进行了仔细记载并反复统计计算，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3:1，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这说明那株水稻是天然杂交稻。他还联想到在湖南有些籼稻、粳稻两个水稻亚种混作的地方，糯稻（粳稻）田里经常可见的“公禾”，虽然不结实，但长势都是“鹤立鸡群”的。“公禾”就是籼粳杂交的天然杂交株，它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水稻作为自花授粉植物，在没有外来花粉串粉的情况下，存在0.1%到0.2%的天然异交率，这也是遗传学的基本知识。他异常兴奋，他推断：水稻具有强大的杂种优势；既然天然杂交稻有优势，人工培育杂交稻也必定一样是有优势的。
在当时，一般性的理论认识是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作物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这一严格自花授粉作物的杂种优势普遍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自年代起，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研究过杂交水稻，没有取得成功，但也获得了进展。不过当时国内对相关研究情况不了解。
为了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理论依据，当年暑假，袁隆平先生自费专门到北京拜见了鲍文奎先生。鲍文奎先生当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曾经是管相桓先生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同事，管相桓先生非常推崇他并曾经跟袁隆平先生谈起过。鲍文奎先生年至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就读并获得博士学位，而摩尔根长期在那里担任过系主任。在与袁隆平先生的谈话中，鲍文奎先生明确、尖锐地批判了李森科的观点，鼓励他在科研上要敢于大胆探索，还特别指出“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在鲍文奎先生的指点下，袁隆平先生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图书馆里阅读了不少专业期刊，了解到了遗传育种学科前沿情况，这些期刊当时在基层单位是无法读到的。由于袁隆平先生是带着问题去的，所以这次拜访及阅读收获很大。
袁隆平先生经过思考后认为，作物杂交有无优势，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自花授粉或异花授粉的繁殖方式，而应该在于杂交双亲的遗传性有无差异。只要有差异，就会构成杂种内在的生物学矛盾。这种矛盾能够促使杂种的活力增强，就会产生杂种优势。只要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一定能够人工培育出杂交稻来。
到年，袁隆平先生在水稻人工杂交试验中发现的确有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现象。从此，他决定研究杂交水稻。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它的花很小，一朵花中既有雄蕊、也有雌蕊，一朵花中雌雄结合后只结一粒稻谷。要实现杂交，一种方法就是人工去除雄蕊，然后让其他品种的花粉落在雌蕊上。采用这种方法，少量试验可以，实际大量生产当然就不可行了。进一步，杂种优势只在杂种第一代表现明显，下一代就要出现分离，就没有优势了，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开始通过人工去雄的方式获得少量杂交种子、然后一代代繁殖获得越来越多的种子。所以，要发展杂交水稻，将水稻的杂种优势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去，必须解决的一个突出难题是如何每年都能生产大量的第一代杂交种子。
袁隆平先生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文献，借鉴美国玉米、高粱杂种优势利用的经验，设想在发展杂交水稻上采取“三系配套”的技术路线。“三系”是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种类型的水稻。“雄性不育系”的雄蕊没有花粉，要靠外来的花粉繁殖后代。“保持系”、“恢复系”都是自身正常可繁殖的水稻，一代又一代地繁殖会越来越多，同时它们又有特殊的功能。“保持系”的功能在于，用它的花粉给“雄性不育系”授粉，能够完全地获得不育系种子，也就是说这种子播种下去生长出来的水稻仍然都是雄性不育的，这样一代代繁殖下去就能做到每年提供大量的“雄性不育系”。所谓“保持”就是保持不育。“恢复系”的功能在于，用它的花粉给“雄性不育系”授粉，所获得的种子播种下去生长出来的水稻是能够自花授粉、正常结实且有优势的即能实现高产，这就是杂交种子。所谓“恢复”是指恢复可育。杂交水稻制种就是在稻田里将“雄性不育系”与“恢复系”相间种植，在水稻抽穗扬花的时候通过人工辅助的方法使“恢复系”的花粉更多更好地落在“雄性不育系”的雌蕊上，从而实现杂交获得杂交种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水稻的品种有数万种，要找到、培育出“三系”并实现配套，绝非易事。但袁隆平先生还是满怀希望地出发了。
美国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研究是从天然的雄性不育株开始的。水稻和玉米、高粱一样，都属于禾本科。袁隆平先生推想，既然存在天然杂交稻，那么雄性不育水稻也必然是存在的。所以他研究杂交水稻，就从寻找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
年六七月间，在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袁隆平先生开始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及周边生产队的稻田里寻找。他每天早餐后带上水壶、两个馒头出门，手里拿着放大镜，在茫茫稻田里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地查看，一直到下午4点才回家。中午太阳最烈，水稻抽穗扬花更盛，最有利于察看。为了便于查看，他不戴帽子。有一天他中暑晕倒，胃病也发作了。当时有一位学生跟着他一起寻找，学生将他扶到树荫下休息了一下，醒来后又接着寻找。胃痛了，就一只手压着胃，另一只手不停地翻开稻穗仔细察看。到第14天，也就是7月5日下午2点多，终于发现一株花粉败育、雌蕊正常的雄性不育株，将其花药采回学校实验室镜检后得以确认。他欣喜若狂。第二年，他继续寻找，逐穗察看。他的妻子也帮着一起寻找。通过两年逐穗察看几十万个稻穗，在四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分属三种类型的6株雄性不育株。他利用这6株水稻进行试验，到年秋天，初步认为均属于可遗传的雄性不育材料，同时它们的人工杂交结实率可达80%甚至90%以上。经过对试验过程及结果的反复分析论证，这年10月他将研究结果整理撰写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并投稿给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期刊，这是权威的学术刊物。论文于年2月发表在该刊年第4期上（该刊为半月刊）。该文论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以三系配套的方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与思路。这是我国第一篇关于杂交水稻的论文，也是袁隆平先生进一步研究杂交水稻的实施蓝图。
论文发表后，袁隆平先生的干劲更大了。要继续往前走，工作量会越来越大，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肯定是不行的。正当他在做新的筹划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共黔阳地委派来的工作组进驻安江农校，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了完成占单位职工总数5%的揪斗“牛鬼蛇神”的指标，在还需要揪出2个的情况下，袁隆平先生被选中了。工作组随即安排贴大字报对他进行炮轰以在群众中制造舆论，也下令“牛棚”给他准备好了床位，只待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然后送入“牛棚”监督劳动了。工作组为让批斗大会更猛烈一些、更成功一些，专门去查看他的个人档案，希望还能发现老问题，打算新账老账一起算。可是却在档案里发现了一份国家科委发给安江农校、要求学校支持袁隆平先生进行杂交水稻研究的公函。工作组马上请示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回答说这样的人属于“保护对象”。工作组紧急刹车，组长找袁隆平先生谈话，说为了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工作组也想搞一块晚稻丰产田，请他选一块好田并做技术参谋。揪斗之事不再提了，袁隆平先生由悲转喜，同时也迷惑不解。很快工作组又选中了另外一个教师作为“牛鬼蛇神”。没过多久，工作组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撤走了。第二年袁隆平先生在街上偶遇组长，组长才解疑答惑、道出原委。那公函是怎么来的，袁隆平先生是后来才知晓的。《水稻的雄性不育性》论文发表后，当时国家科委九局的工作人员熊衍衡看到后，呈报给局长赵石英。赵石英认为，杂交水稻若能研究成功，必将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在兼任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副总理支持下，国家科委党组讨论同意赵石英的请示。年5月，赵石英及时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分别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函，要求支持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研究。年2月，湖南省科委派人到安江农校了解情况。此后，袁隆平先生开始有了省科委下拨的科研经费，还有了他自己从当年毕业的学生中选择的两名助手。两名助手是李必湖、尹华奇，从年袁隆平先生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他们就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主动找袁隆平先生，希望袁隆平先生带领他们一起搞研究。
在当时的情况下，袁隆平先生是非常幸运的了。但是他的研究还是受到过外部的干扰和破坏。他东拼西凑自费购买的用于培育雄性不育秧苗的几十个试验钵曾经被红卫兵全部砸烂。更严重的是，年5月19日早晨，他发现他栽在学校分给他的试验田里、经过四年繁育才获得的数百株秧苗被人全部拔掉不见了。这意味着苦心孤诣、满怀希望的四年努力付诸东流了。这个打击太大了，他坐在田埂上哭了，甚至不想活了，悲痛欲绝。自从立志研究水稻增产，他总是泡在稻田里，冬天下田干活很热所以他穿得很少，夏天为了防晒防虫他穿着长衣长裤，平常他对穿着也很不讲究，当地居民背后都称呼他为“袁癫子”。他有时围着他的试验钵口中念念有词，学校的老师聚在一起讨论“袁老师是不是快疯了”。这么多年走过来真是不容易，包含多少辛酸啊。他不甘心四年努力付诸东流，四处寻找自己的秧苗。到第四天，他在一口废弃的水井里发现水上浮着5根秧苗，看上去与自己的秧苗差不多。在不知井深的情况下他奋不顾身跳下去捞起了浮着的秧苗。他希望从井底捞起更多的秧苗，但井太深了。学校领导下令抬来抽水机将井水抽干，井有两丈多深，沉到井底的秧苗已全部沤烂了。浮着的5根秧苗成活了下来，总算没有“断后”，后面的研究还可以继续，但大大地延缓了研究进程。
“5﹒18”毁苗案没有破获，同时还有人造谣说是袁隆平先生自导自演，说他骗了国家的科研经费，试验搞不下去了，是他自己毁掉的。从那以后，他对自己的研究对周围进行保密，同时到外地去进行试验。从年10月到海南陵水开展试验开始，此后他每年都带着两个助手辗转在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广西之间。由于各地气候不同，一年天几乎天天都可以在田间搞试验，一年相当于两三年，大大加快了育种及试验的进程。
不过在此期间，很快，年他们的研究又受到一次大干扰。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口号中，他们被派到设在靖县的黔阳地区农科所劳动，袁隆平先生又被抽到由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派往多里以外的位于溆浦县的一个煤矿劳动锻炼。他的两个助手则留在农科所，在半亩田里继续搞试验。这时省里来了位专家，在听完两个助手的汇报后说了一通“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的理论，并不屑地说“年轻人懂什么”。很快两个助手就得知已经从最初每年元增加到0元的科研经费被停拨了。两个助手当时不是具有学校正式编制的工作人员，每个月从科研经费中领取18元作为生活费。两个助手分别给湖南省科委曾经是袁隆平先生学生也即他们的师兄的工作人员、黔阳地区科委主管杂交水稻项目的工作人员发去电报求助。电报发出一个星期后，国家科委即派出研究杂交高粱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张孔湉先生赶赴安江农校了解情况。张孔湉先生肯定袁隆平研究小组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科学含金量和实用价值，还向两个助手传授了很多知识，并向黔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建议将袁隆平先生调回来继续搞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黔阳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的同意。湖南省科委也派来工作组了解情况。很快，袁隆平先生就被调回来继续工作了，湖南省还另外拨付0元专项经费加大支持力度，两个助手的生活费也升至每月26元。袁隆平先生并没有明确说，不过可以看出当时有人总是想破坏他的研究。
年冬天，袁隆平先生带着助手到云南省元江县繁育秧苗。因为一直在思考怎样进行下一步的工作，袁隆平先生召集助手们一起认真总结过去6年的工作。自年开始，6年间他们用已发现的3种类型的雄性不育株与近0个品种和材料做了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没有实现每年%保持不育的目标。这意味着总体上研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经过分析发现，过去杂交试验所用的材料尽管很多，但它们与用作母本的不育材料都是栽培稻，而且亲缘关系较近；同时个别具有一定保持能力的品种，与不育材料的亲缘关系相对稍远。袁隆平先生联想到国外通过南非高粱和北非高粱远缘杂交才获得杂交高粱成功的范例，觉得豁然开朗，意识到应该改变策略，进行远缘杂交。要广辟途径，要多渠道地寻找和获得雄性不育材料。他决定寻找野生稻，从亲缘关系较远的野生稻身上寻找突破口。年4月，他们在云南征集了野生稻资源并带回湖南。
年6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常德召开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出席了会议，会议前一天他仔细观看了杂交水稻研究展览并听取了汇报。大会上，华国锋破例将袁隆平先生请到主席台上在自己的身边就座并让他发言，还给袁隆平研究小组颁发了奖状。袁隆平先生在发言中介绍了研究的实际情况，也说明了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难度，表示有些愧对大家的期望。华国锋在听完袁隆平先生的发言后，充分肯定了前期艰难探索的阶段性成果，要求要把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拿到群众中去搞，要求各地区、部门大力支持。他还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的科研情况，要求大家不要怕困难，继续研究下去，尽快搞成功。他还和袁隆平先生交谈，说对于科学研究自己是外行，但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袁隆平先生的科研项目，是他的天职。此后，杂交水稻研究成为全省协作项目。湖南省组织成立了“湖南省水稻不育研究协作组”，最初有包括安江农校在内的五个单位参加。后来在全省掀起了一个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热潮，各地（市、州）、县“三结合”研究小组纷纷成立。实际上，在年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开展了水稻雄性不育系选育的研究。年春，国家科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海南，召集在海南搞南繁的有关省和单位举行会议，会议号召搞协作，加快研究进程。在省及全国协作过程中，袁隆平先生及时分享自己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操作技术等以及试验材料。
常德会议后，袁隆平先生按照自己原来的思考，尝试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试验。由于从云南带回来的野生稻生长期太长，当时又没有对野生稻进行短光处理，野生稻到9月底还未抽穗，试验没有做成。后来在广州相关科研单位的试验田里看到几株来自海南的野生稻，引起了袁隆平先生的注意，他当即决定到海南去。年夏秋，袁隆平先生带着助手来到海南三亚繁育秧苗并寻找野生稻，当时住在南红农场。11月，他在多年来研究进展不大的背景下第二次到北京拜访鲍文奎先生并查阅资料。11月23日他的助手在三亚找到一株野生雄性不育株。他在收到电报后决定立即赶回三亚。他通过镜检确认助手找到的是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并将其命名为“野败”。他们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野败”材料上，通过杂交很快获得了能百分之百遗传的雄性不育株。但问题在于，获得的雄性不育株除不育性状外，其他性状基本上与普通野生稻相同。普通野生稻产量很低，利用这种雄性不育株无法产生高产的杂交水稻。必须进行转育，将“野败”的不育基因转入栽培稻，培育出在生产上所需要的不育系。袁隆平先生及时公布了自己的研究进展。由此，在—年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全国十几个省市的科研人员浩浩荡荡会聚在海南，开展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协作攻关。袁隆平先生将“野败”材料分送给全国18家单位。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到他的基地来学习，他很乐意在试验田里手把手地传授杂交操作技术；他还挤出时间给大家讲课，奉献出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年3月，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被列入全国农林重大科研会战项目。同年10月，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湖南省水稻不育研究协作组向大会宣读了《利用“野败”选育水稻不育系的进展》论文，指出利用“野败”育成水稻雄性不育系的希望很大。在全国形成了一场以“野败”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协作攻关大会战。
袁隆平先生团队很快育成我国第一个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1号A”及其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1号B”。在此期间，江西、福建、新疆也都获得农艺性状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达%的群体。至此，我国第一批“野败”细胞质骨干不育系和相应的保持系宣告育成。继“野败”不育系后，有些省份也育成了新质源不育系。但在后来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以后曾经做过统计，“野败”组合占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面积的90%左右，原因在于“野败”组合具有强大的优势。
三系中已经育成了不育系、保持系，只差恢复系了。在某种意义上，“野败”恢复系的选育和不育系的选育是同时起步的。因为在用大量籼、粳稻与“野败”材料杂交的过程中，一方面看出利用“野败”育成不育系大有希望，另一方面在籼稻中测出了对育性有恢复力的品种。这样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如果完全没有出现对育性有恢复力的品种，那么很可能育成的不育系也找不到恢复系，这样的不育系也没有意义。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在与粳稻品种的测交中，后代结实的很少，有人说“野败”转育成的不育系是细胞质不育，找不到恢复系；也有人说，即使三系配了套，也不一定有优势，由此只主张少数人去探索一下，不赞成大搞。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批示支持，杂交水稻才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继续组织全国力量协作攻关的。
年冬，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再次云集海南，重点选育以已经育成的不育系为对象的恢复系，方法以测交筛选为主，各省（区）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品种资源，进行连续的测交试验。年，广西首先从东南亚引进的品种中筛选出具有强恢复能力的品种IR24、泰引1号等，湖南、江西、广东也分别报道了IR24、IR、古等恢复系品种。恢复系品种的特点，一是与品种的地理分布有关，原产于热带东南亚国家的品种恢复系的比例较高；典型粳稻品种中没有发现具有恢复能力的。这说明，要想为“野败”寻找强恢复系，应该在“野败”的近缘品种中多下功夫。年10月，袁隆平先生在于苏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上作《利用“野败”选育三系进展》的发言，宣布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从年开始到年，杂交水稻研究的重点是在继续发展三系品种的基础上，用不同的不育系品种与恢复系品种配组，选育具有更强优势的杂交水稻品种，并进行试种。袁隆平先生团队摸索出的基本的规律：选择亲缘关系较远、优良农艺性状互补、亲本之一是高产品种的恢复系与不育系杂交，可以选育出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优势都强的优良组合。他用不育系“二九南1号A”与恢复系IR24配组，育成了“南优2号”。“南优2号”是我国第一个大面积生产上应用的强优势组合。年，杂交水稻在广西、江西、湖南、广东等十多个省（区）种植了多亩。在较好的栽培水平下，大面积亩产一般在公斤以上、高的超过公斤，小面积亩产达公斤以上。相同条件比较，比普通水稻的当家品种一般可增产20—30%。杂交水稻具有普通水稻一般品种所没有的产量高、省工省种、抗风抗倒等优良特性。在此期间，袁隆平先生团队还解决了杂交水稻制种产量低的难题，通过对水稻花粉及授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研究，在实践中摸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种技术体系，将制种亩产量由最初的十几斤甚至几斤提高到年制种27亩、平均亩产59.5斤。后来，杂交水稻制种亩产达到斤，而杂交水稻种植一亩地用种量为2.2到3斤。年10月，第四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认为，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时机已经成熟。
袁隆平先生专门谈到，在全国协作攻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关、优势关、制种关这三大难关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农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业力量，分担了杂交水稻的基础理论研究，他们与育种工作者密切配合，对三系及杂交组合进行细胞学、遗传学、生理生态等方面的研究，紧密配合了协作攻关。
从年开始，杂交水稻以世界良种推广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大地迅速展开。当年种植面积就从前一年的亩跃升到万亩，年又迅猛扩大到万亩，到年达到2.64亿亩。此后基本稳定在这一水平。最新的数据，年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57%，产量占65%。我国有水稻田约4.5亿亩。当然我们要注意，北方稻田一年只能耕种一季，海南岛可以耕种三季，中纬度地区则是两季。
年到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新的高度，稻谷产量第一次突破1亿公斤、粮食总产量达到亿公斤，人均拥有粮食约公斤。这样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就能基本普遍保障所有人都能吃饱饭并有所剩余了，可以开始大力发展养殖业了。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亿斤，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人均拥有粮食接近公斤。粮食总产量中，稻谷产量为亿斤，小麦产量为亿斤，玉米产量为亿斤。实割实测抽样调查显示，稻谷单产公斤／亩，小麦单产公斤／亩，玉米单产公斤／亩。在这样的产量水平下，我国粮食产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由于品种改良、化肥农药的使用及水利条件的改善、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等多方面原因，相比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常规稻以及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也大大提高了。这些当然也是我国粮食供应越过生存线的重要原因。但杂交水稻的研究开发成功并大面积推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我国人均耕地面积非常少。粮食少了不行，但多了也只能烂在仓库里。如果人均耕地面积足够多，单位面积产量就不是最重要的。我国人均耕地面积非常少，所以单位面积产量异常重要。按照年的数据，杂交稻种植面积占57%、产量占65%，简单计算，普通水稻产量约为杂交水稻的70%。杂交水稻相比于普通水稻的增产量，对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严重偏低、粮食供应仍然处于紧张状态的国情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如果考虑具体情况，可以进一步凸显杂交水稻的重要意义。北方种植粳稻，每年只能种植一季。种植一季，作物的生长周期长，作物产量高、品质好，这是普遍规律。杂交水稻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所以在南方，普通水稻应该是种植在条件相对更好的稻田里，由此可以提升产量及品质。
在杂交水稻推广过程中，华国锋、陈洪新发挥了重要作用，袁隆平先生则在技术方面紧密配合。华国锋、陈洪新都是北方人，是年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下工作的。“文化大革命”前，陈洪新在衡阳、郴州地区工作过，也在湖南省委机关农林部门工作过，与华国锋是省委机关的同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靠边站、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了。年他重新工作，开始担任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就是副院长。他在试验田里亲眼看到杂交水稻产量远远高于普通水稻，大面积试种也至少增产20—30%。以往的工作经历使得他深知有了这20—30%的增产，就可以解决农民在收获的季节还没有到来时家中米缸就已见底的窘迫与辛酸，他觉得杂交水稻推广应该大干快上。他是个敢干敢当的人。就推广杂交水稻而言，农科院副院长这个职务权力有限，他发挥自己的用现在的词语来说就是所谓“人脉”优势，一方面说服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区快速大量种植杂交水稻，另一方面请求上级支持快速大量在海南繁育杂交水稻种子。年年末他带队到北京，在要求向农业部领导当面汇报迟迟没有得到安排的情况下，他直接写信给当时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华国锋，要求当面汇报杂交水稻在湖南的发展以及向全国推广的建议。华国锋很快就带着农业部部长等听取了汇报，要求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要迅速推广。华国锋在汇报会上就拍板决定：中央拿出万元，其中万元给湖南省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购买15辆解放牌卡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年1月由农业部主持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年湖南种植杂交水稻多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60%，其中衡阳地区种植了50多万亩。同年，郴州地区桂东县种植了杂交水稻7.5万亩，占全部13万亩稻田的近60%。当时的桂东县委书记曾经担任过陈洪新的秘书。由于当年杂交水稻种子比常规水稻播种季节晚到一个月，县委书记顶住压力不让种常规水稻，引发了胃溃疡。年陈洪新任湖南省农业厅厅长，年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年为了加大杂交水稻在全国的推广力度，农业部成立“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陈洪新担任组长，袁隆平先生担任副组长。陈洪新后来被海南省政府聘为农业顾问，年离休后举家迁居海口市。袁隆平先生每年赴三亚南繁基地工作时，差不多都去探望他。
年底，袁隆平先生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华国锋在电视中看到了，要秘书给袁隆平先生打电话表示祝贺并请他注意身体。年6月，袁隆平先生上门去看望华国锋，在并排坐在沙发上、长达半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的右手始终握着袁隆平先生的左手。年4月，华国锋给《袁隆平口述自传》作序，序言中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生活非常困苦，他作为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人，对老百姓吃饭问题非常忧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使他好像在困难中看到了一个亮点；他长期地分享着杂交水稻研究与推广不断取得胜利的喜悦。当年8月，华国锋就去世了。
从年开始研究水稻增产，到年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是袁隆平先生苦苦求索、全力冲刺的15年。这一时期也是袁隆平先生从30岁到45岁的生命的黄金时代。
从年到年，是袁隆平先生带着助手辗转多地接连试验、全年无休、全力冲刺的7年。这是极其艰辛的过程，也存在生命安全问题。白天在田里忙碌、观察，晚上要阅读文献、思考记录、讨论交流。田里还有蚂蟥。在外地试验，居住条件非常差。由于冬天都离开湖南，所以他们连续7个春节没有回家。年冬天袁隆平先生带着助手到云南省元江县繁育秧苗期间，年1月6日发生了7.2级的滇南大地震，他们住的房子被震成了危房，他们在睡梦中惊醒，逃了出去。当时已经浸了种、准备播种，种子很珍贵，他们又冒险冲进去将种子抢救出来。之后余震不断，他们用树枝在操场上搭了一个棚子，晚上睡在草席上，坚持了3个月，将试验做完。那个时候从湖南安江到海南三亚，并没有一种交通工具可以一走到底，需要多次换乘，至少需要5至7天，渡海过河不安全。有一次袁隆平先生和助手带着冬季在海南繁育获得的种子要赶回安江及时播种，一天下午时分在湖南靖县需要渡江，不过由于上游暴雨，江水很急，正常的轮渡停航了。他们找到当地一位农民，请求他用小船送自己过江，被坚决拒绝了。他让助手买了两个饼一人一个挨到第二天，再次请求那位农民，农民说不保证安全，袁隆平先生说自己会游泳，不需要对方保证，这样才过了江。有一次在海南遇到台风暴雨，大水在田间迅猛泛滥，水位快速上涨。袁隆平先生带着助手将住房的门板卸下，将田里的试验秧苗连泥挖出放在门板上，往安全的地方转移。在台风暴雨中搏斗，又惊又累，他得了一场重感冒，好多天才缓过来。
有一张黑白照片，又黑又瘦的袁隆平先生穿着极其朴素的服装走在稻田里低着头察看。看到这张照片，我们就自然会想到袁隆平先生研究杂交水稻的过程是可赞可叹、可歌可泣的。袁隆平先生是做研究的书生，又何尝不是敢打敢拼的猛士呢？
袁隆平先生讲到过，年轻的时候，他记得聂耳、田汉的《毕业歌》里唱道：“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也读到过保尔·柯察金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袁隆平先生说，他们的话感动了我，也激励了我的人生。袁隆平先生也曾经说过，身体健康很重要，否则“无论你搞什么研究都支撑不下来”。他从少年时期开始坚持游泳，年轻时是“倒三角形”身材。大学在校期间，他参加过为抗美援朝战争准备后备力量的招收飞行员体检，是全校仅有的8名完全合格者之一。
年6月成立湖南省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协作组时，该组挂靠在湖南省农科院。袁隆平先生作为无党派人士担任协作组业务负责人，也因此他的人事编制由安江农业学校调入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但是此后很长时间他在湖南的主要试验基地仍然在安江，他在长沙的时间很少。年6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先生出任主任。中心在海南三亚有固定基地。年底，中心同时成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年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后，袁隆平先生的工作进入新的阶段、新的境界。他的工作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总结；二是从宏观上思考杂交水稻并不断将杂交水稻研究向更高水平推进。
年袁隆平先生发表了论文《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年出版专著《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这是杂交水稻学科的奠基之作，也就是说正式创立了杂交水稻学科。年出版《杂交水稻学》，是对年著作的提高和完善。
根据国内外对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的新进展、新动向和发展趋势，以及年代以来水稻光温敏核不育、广亲和基因等新材料的发现，再加上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年袁隆平先生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由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和从品种间到亚种间再到远缘杂种优势利用三个发展阶段的战略设想。次年1月发表了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设想》，该文是指导此后杂交水稻长期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杂交水稻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年10月上旬，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农业技术员石明松在晚粳稻稻田中发现3株雄性不育突变株，他通过6年系统试验研究，发现这种不育株具有长光照条件下不育和短光照条件下可育的育性转换特性。年他发表了论文《晚粳自然两用系选育及实用初报》，指出这种不育株可一系两用，在可育期可自身繁殖获得不育系种子，不育期可用作杂交母本进行杂交制种。石明松不幸英年早逝，年1月他在武汉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因招待所电热水器电线接反、在洗澡时触电身亡。石明松是江苏如皋人，出生于年，家庭贫困，家中只有两间破草房，粮食也远远不够吃。年至年在湖北荆州农业学校学习的经历使他明白，只有掌握农业科技知识，才能更好地解决广大群众的吃饭问题。毕业后，他被分配至荆州农业展览馆工作，工作很轻松，但是他渴望到田间去，所以很快就被安排到沔阳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他自主决定研究杂交水稻，遇到了很多困难。他的初衷是袁隆平研究成功了籼型杂交水稻，他想研究粳稻的杂交。
石明松的发现为两系法杂交水稻育种提供了可能。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计划项目，由袁隆平先生主持，全国16个单位协作攻关。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这种不育株的认识，发现它是光温敏核不育，并且发现了更多的光温敏核不育材料。经过多次反复并不断完善，两系法在年获得成功。“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与应用”获得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人中袁隆平先生列第一位、石明松列第二位。
三系法是“经典的方法”，两系法则是中国的独创。两系法的优越性是简单，不要保持系了，育种程序简化了，另外就是选到优良组合的概率大大提高了。在我国每年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接近2.5亿亩中，两系法大概占五六千万亩。两系法杂交水稻一般比同熟期的三系法杂交水稻增产5%—10%，且米质一般较好。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成功是作物育种上的重大突破，这是集体研究的成果，袁隆平先生个人在其中的作用，一是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三步走的战略设想，二是为两系法育种摸索出一整套可操作的实施方案指导了关键技术的突破，并且主张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进一步提高杂交水稻的产量。
年，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位于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王克剑在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袁隆平先生专门将他请去三亚，与他长时间交谈、一起吃饭，表示要推荐他参加重要奖项的评奖。
无融合生殖就是利用生物技术手段、将杂交作物的杂种优势固定下来，实现利用种子无性繁殖，就是说播下种子它就会生长、结实且是具有产量优势的，不需要雌雄结合了，并且它的果实是可以作为种子的，而且依然是具有产量优势的。无融合生殖的实现将为一系法的实现开辟道路。如果一系法得以实现并成功运用于生产，将省去杂交水稻复杂的育种程序，并且能够实现作物间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将有可能进一步大幅度提高杂交水稻的产量。杂交作物无融合生殖的设想在年代就已经由国际学术界提出。年1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长沙举办了首届水稻无融合生殖国际学术讨论会。年代中期，袁隆平先生曾经支持助手到美国就水稻无融合生殖做了两三年研究，没有取得重要进展。
笔者理解，杂交水稻一系法的实现并成功运用于生产，将是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革。无融合生殖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杂交水稻，还可以用于其他所有杂交作物。无融合生殖技术如果能够取得成功并发展成熟，将是人类作物栽培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上有的国家和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将追求水稻超高产作为育种研究的探索目标。年我国农业部立项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就是超高产的意思。年袁隆平先生发表论文《杂交水稻的超高产育种》，阐述了超级杂交水稻理论和选育技术路线，提出了独创性的超级杂交水稻育种应采取旨在提高光合效率的形态改良与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辅之以分子手段的选育综合技术路线，并设计了“高冠层、矮穗层、中大穗、高度抗倒”的超高产株型模式。这种超高产株型模式是他在观察到产量潜力很大的两系法亚种间杂交组合培矮64S/E32的优良株叶形态时顿悟而来的。
从此以后，袁隆平先生带领、督促他的团队不断向杂交水稻更高的产量目标冲刺，远远走在世界各国前列。年已经实现百亩示范片单产超0公斤。年实现了双季亩产超0斤。但他不满足，直至他去世，这样的冲刺还在进行中。他认为，从水稻光能利用率的角度看，在长沙地区水稻单产具有达到1公斤的潜力，他要继续奋斗，直到实现“禾下乘凉梦”。
水稻要实现越来越高的产量，稻株必然需要越来越高大，否则支撑不了那么多稻谷。袁隆平先生做过禾下乘凉梦，他梦见自己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跟他的同事、助手们就坐在瀑布般的稻穗下乘凉。这是他经常说的他的两个梦之一。看来，不断追求更高的产量，是袁隆平先生梦寐以求的事了。
他的另外一个梦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他说过，全世界水稻种植面积22.5亿亩，平均单产只要两百多公斤，还有数亿人处于饥饿中。如果杂交水稻推广占到世界水稻种植面积的50%左右的话，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四五亿人口，全球消除饥饿就大有希望了。
年，袁隆平先生团队开始进入海水稻研究领域。海水稻是指耐盐碱水稻。在耐盐碱方面，杂交水稻具有优势。耐盐碱水稻研究很多国家都在做，甚至有些国家研究了几十年，但进展都不大。我国短短几年就有所突破。对此，袁隆平先生解释说，“因为我们将水稻耐盐碱基因与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结合了起来”。我国有15亿亩荒芜的盐碱地。年4月，袁隆平先生提出发展耐盐碱水稻的目标，在10年内推广面积达到一亿亩，平均亩产公斤。这样可增产粮食亿公斤，他说，可以多养活0万人口。耐盐碱水稻的种植，还可以改善生态环境。
杂交水稻一系法还没有实现，“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也没有变为现实，袁隆平先生为杂交水稻所描绘的蓝图、确立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海水稻还在起步发展中，他应该是真的不想死。不过也有报道，他是微笑着离开的。笔者想，袁隆平先生应该知道自己的追求太宏伟了，实际上就是将水稻发展到巅峰了，想在一个人一辈子中都看到它实现，这“胃口”太大了，是不太现实的。
袁隆平先生未竟的杂交水稻事业需要后来者继续为之奋斗。
我们可以看到，年以后，袁隆平先生创立了杂交水稻学科，并且始终从总体上把握杂交水稻的发展。这是大家气象、宗师气派。他看上去又黑又瘦象典型的中国老农，其实是个真正的大人物。他当然地不是一个单纯的水稻育种技术员，他是水稻专家、遗传育种专家，而且是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他开创了一个分支学科，并且在实际生产中获得巨大成效，这在现代科学技术进入中国约年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纵观袁隆平先生的研究生涯，他是注重理论思考及文献阅读的。如果不是转到摩尔根、孟德尔遗传学理论，年他就不会判断出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是天然杂交稻，因此可能就不会走上研究杂交水稻的道路。在封闭的年代，他发挥自己的英语优势，尽可能地阅读相关国际文献，由此在重要的关键点上都很好地指导了自己的研究。不过笔者理解，袁隆平先生最根本的优势在于：从播种到收获，只要田里有水稻，他每天都下田，走到田中间去，由此获得了对水稻细致入微的观察。他还要求他的助手、学生们也必须这样做。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能够找到需要的水稻材料，知道怎样对水稻进行改良。
袁隆平先生具有典型的中国老农形象。有人写文章说，有些人看到袁隆平先生，以为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其实并不是出身于贫苦农民就一定会看上去是典型的中国老农形象。典型的中国老农，是几十年如一日，耕作的季节里每一天都在田间面朝黄土背朝天而炼成的。袁隆平先生热爱大自然，他说过：“世界上我跑过好多地方，好多大城市，从来没心动过。高楼大厦有压抑感，一天到晚都是金钱的世界，没有什么意思。”当然另一方面，袁隆平先生又具有典型的学者风范与气质。
杂交水稻的成功有赖于特殊性状稻株的发现。为杂交水稻研究做出贡献者以基层研究者居多，他们整天泡在田里。那些特殊性状稻株，是坐在房子里、简单地相信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的所谓专家做梦也想不到的。
袁隆平先生曾经谈到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提出“知识、汗水、灵感、机遇”这八个字很重要。知识是创新的基础，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苦干，灵感是知识、经验、思索和孜孜追求综合在一起的升华产物，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他说，科学研究中要敢于质疑，质疑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要发挥自由思想，要敢想敢做敢坚持；搞科学研究大的方向要对，这是关键的前提。大的方向对了，即使有挫折、失败，也要坚持，在最艰难的关头，一定不能轻易放弃。搞科研要学会在此路不通时，就要考虑换一条路走；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往往受自己专业的局限，视野比较窄，要突破这种局限，除了多掌握一些相关领域的知识外，还应该学点哲学，学会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要有一些专长、一些爱好，这样可以在知识、文化、精神层面上相互“杂交”，互相启发。杂交现象不仅在自然界存在，在人类社会、思维领域也都广泛存在。
袁隆平先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于提高粮食单产、多产粮食孜孜以求。近些年笔者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他报喜，说杂交水稻又实现了新的产量目标，然后会增产多少粮食、可以够多少人吃或者可以多养活多少人口，说完后他仰头张嘴大笑，眼睛都眯了起来。笔者看到文章，曾经有一次一个项目负责人给他送来项目书，请他批准，边递边说，将他建议的产量目标降低了一些，着重考虑提高米质，还解释说虽然产量降低了，但米质提高，一亩田产的稻谷卖的钱其实还多一些。他接过项目书直接丢在地上，非常生气地说：“我不同意！钱有什么用，没有粮食，两个金元宝也买不到一斤粮。”
笔者理解，这首先与他对粮食问题的理性思考直接相关。他说，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写着：饿死人是与社会动乱联系着的；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问题只能依靠自己解决。有资料显示，中国只要有5%的粮食供给波动，就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冲击。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就会受制于人，等于把自己的脖子伸出来任人宰割。中国绝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粮食过剩，粮食问题始终是戴在我们头上的一道“紧箍咒”；在中国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保护耕地与发展用地的矛盾已十分尖锐，中国科学家必须要研究出办法，用更少的田种出让更多人吃的粮食。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因此，提高产量也就必然始终作为杂交水稻育种的第一目标，杂交水稻研发，理应不断地把产量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袁隆平先生作为水稻专家，能够从宏观上思考粮食问题，说明他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具有战略思维的科学家。
笔者还有一个想法，袁隆平先生对粮食产量的孜孜以求，也许还是心理创伤的反映。
年以来，尤其是年以来，由于战争、赔款及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中国陷入长期混乱及日益贫困化，争斗很残酷、生存很艰难，有几代人普遍地是具有心理创伤的。长期潜伏在蒋介石政权最高会议速记员岗位的沈安娜年在95岁高龄弥留之际不停地反复说着“我暴露了，他们要抓人，快，快从后门跑”，经历过物质贫乏尤其是对年前后大饥荒具有记忆者一说起小时候没饭吃就泣不成声，这都反映出他们的心理创伤。笔者想，袁隆平先生青少年时期多次亲眼看到过日军飞机轰炸后尸横遍野的情景，在大饥荒中亲眼看到过因饥饿而倒毙于路途的人并且自己也处于饥饿中，为了研究杂交水稻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也经历辛酸，他应该是有心理创伤的人。他说过，他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他知道民族的屈辱与苦难；新中国诞生后，觉得中国人民真的是站起来了，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国家做贡献；大学期间到农村去参与土地改革，真正地了解到农村又苦又累又脏又穷，看到农民那么苦，觉得学农的有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当他能用科学成就在世界舞台上为我国争得一席之地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与尊严，心中会涌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感。他多次将中国水稻产量与日本比较并且感到很自豪，他也说过追求粮食产量自己始终不满足，他还说过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你试试看。
袁隆平先生是有思想、有情怀、具有战略思维的科学家，这应该与他的经历以及他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直接相关，也应该与他强调自由思想、鼓励争论有关。
袁隆平先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我国农业科技的全面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袁隆平先生拼搏精神与巨大成就的感召，他是我国农业科技界的旗帜。
粮食产量的提高，农民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收获的季节还没有到，粮缸就见底了，这是我国很多农民家庭的辛酸记忆。袁隆平先生作为我国农业科技界的旗帜，以及杂交水稻作为全新的水稻品种并广泛种植，老百姓将感激的情感投向于他，这是正常的。袁隆平先生中国老农的典型形象，也使得农民本能地将其视为自己人。袁隆平先生受到广泛赞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当然之所以如此，跟袁隆平先生的事迹被编入小学教材也有很大的关系。笔者觉得，将袁隆平先生的事迹编入小学教材非常好，对学生的成长一定会在多方面产生极大的积极影响。
袁隆平先生的贡献也得到了国家及国际社会的认可，他先后获得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发明特等奖（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年度）、共和国勋章（年首次颁发）。年还被评为“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他还获得了众多国际奖项，例如：年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杰出发明家金质奖、年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的世界粮食奖。
农业是基础性、也是战略性产业，水稻是我国农业最具代表性的作物和主要支柱，我国具有悠久的稻作文明史，袁隆平先生在水稻领域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为保障我国粮食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我国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求生存、求发展艰苦卓绝奋斗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英雄人物。他不仅仅是一名学者，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广泛而深远社会影响的历史人物。这是笔者所理解的袁隆平先生。
袁隆平先生的人生是精彩的。他从雪峰山深处的田野走向了人民大会堂，走上了国际舞台，走进了人们的心里，还走上了星空——天上有一颗“袁隆平星”，也必将走入史册。
当然，在农业科技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为我国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并不是只有袁隆平先生一人。譬如，同样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年度）的李振声先生（生于年，山东淄博人），他从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小麦育种研究，是我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的奠基人，同时他还开展过我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笔者发现，网络上有极少数人对于袁隆平先生有异议。
有些人说我吃小麦，不吃稻米；有些人说不是所有的稻田都种上了杂交水稻，杂交水稻不好吃，我只吃东北大米、泰国香米，杂交水稻跟我们没关系。这些认识是肤浅的。稻米多了，粮食供应充足了，吃小麦或只吃东北大米、泰国香米的人才能吃饱，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至于杂交水稻是不是好吃，实际上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常规水稻的传统品种很多很难吃，可以说难以下咽，杂交水稻比它们口感更好。只不过常规水稻的品种在不断改良，在目前情况下，很多常规稻品种比杂交水稻口感要好一些，但它们的单位面积产量明显低于杂交水稻，对于土壤、气候等的适应性也比不上杂交水稻。农作物的品质好，往往是以生长周期长、产量低为代价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稻米都是用来供人直接吃的，口感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问题，个别人说杂交水稻是全国协作攻关的产物，几个关键环节都没有袁隆平，全国研究杂交水稻的人有几万个，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也不是他培育的，可是跟杂交水稻有关的奖全让他一个人拿了。看过本文前面的部分，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值得进行具体讨论了。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科研文化。在当前国际竞争甚至斗争非常激烈的形势中，科技进步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能否建立起健康的科研文化，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
科研的根本与关键在于：首先得有设想，根据设想明确问题、目标，再提出解决问题、达到目标的思路与方案。谁完成了这些任务，谁就是这项科研的主导者，就是科研成果的发现者或发明者。这一原则是健康科研文化的核心。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究竟是谁发现或试验出了最重要的现象、谁发现或做出了关键的材料，并不能改变这一原则。因为对于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做、向什么方向前进，是主导者告诉、指导参与科研的人一定要发现或试验出什么现象、一定要做出或发现什么材料的。这跟单纯的体力劳动不同，体力劳动的方法比较简单，所以如何做并不是首先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卖力去做，谁干活最多谁的贡献就最大。
大型的科研项目，尤其是应用研究项目，要解决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往往参与项目的人很多。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如果是由整个项目的主导者以外的人相对独立地主导完成的，应该承认他是解决这个具体问题所获得成果的发现者或发明者。但在整个项目的思路、方案并没有因为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不能改变整个项目的主导者是项目总成果发现者或发明者的结论。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组成汽车的零部件数以万计，没有任何一个关键部件汽车都不能做成功，但做出关键部件的人不能说自己是汽车的发明者，他可以说自己是这个部件的发明者。只有提出设想、做出整体设计、主导整个研制过程的人才是汽车的发明者。
当然，如果整个项目的思路、方案因为另外一个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情况就不同了。这说明原来的研究失败了。如果这个人有机会、有能力主导按照自己的思路、方案解决问题、达到目标，虽然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最初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者是很重要的，但就科研成果的认定而言应主要归功于主导解决问题者。这个人是不是有机会，跟科研体制、科研环境紧密相关。现在在科研领域提倡“揭榜挂帅”、赛马制，就是为了给这样的人创造机会。
科研是为了发现真理、造福人类，不应该陷于为名利争斗。对于一个科研团队而言，团结协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研究不能取得成功，谁也得不到什么。我国应该借鉴科技强国的有益经验，按照科学合理的规范建立科研团队、树立起健康的科研文化，在这样的基础上团队成员各司其职、齐心协力，实现研究成功，为每一个人赢得尊严与荣誉。人类是群体性动物，组织方式及原则、团队规范及文化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方面之一，是人类社会顺利健康运转并发展的根本性基础。
纵观杂交水稻的研究开发过程，说袁隆平先生是“杂交水稻之父”是符合事实的，而且杂交水稻只有一个“父亲”，没有第二个甚至更多个。袁隆平先生自己曾经谦虚地表示过，杂交水稻在中国的研发虽是他带头搞起来的，现在全世界都承认它是水稻界、世界粮食界的一次革命，开创了水稻育种的一个新途径、一个革命性的新途径，但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了部分工作。笔者注意到，提出异议的并不是参与杂交水稻全国协作攻关的人，他们尊重甚至感激袁隆平先生，是袁隆平先生开创了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才使得他们有机会创造自己的事业与人生，更何况其中很多人曾经直接受教于袁隆平先生。提出异议的是对科研规律、科研文化缺乏基本理解的局外人。
我国发展到当前阶段，科研中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越来越重要，项目越来越多。对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而言，最初的创意、设想以及研究过程中的灵感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起健康的科研文化显得更加重要。改革完善科研体制，赋予科研项目主持者在决定研究进程、经费使用、人员调配等方面充分的自主权，有助于建立起健康的科研文化。在科研中，能够带来重大突破的想法往往在最初阶段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关键阶段的选择往往是以直觉、灵感为基础的，这些想法、直觉、灵感不一定能说出充分的理由，也无法保证结果。灵感的产生是一个人长期思考的结果，在关键环节进行民主讨论、由行政领导作出决定是荒唐的。因此，允许失败是重要的。当然，从立项开始到成果评价全过程都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严格的监管措施，并建立事后惩罚制度，不能让“科研骗子”横行。笔者觉得，一项研究失败了，也应该进行认真评审，研究者应该说明为什么失败了、获得了什么样的认识。通过了评审，就不应该对研究者产生消极的影响，使得他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获得研究资助了。
我国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粮食供应没有那么紧张了，有很多耕地撂荒没有被耕种。个别人写文章论证杂交水稻意义极其有限。
我国粮食供应只所以没有那么紧张，是因为年代我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赚了一些辛苦钱，所以大量进口了很多粮食。袁隆平先生早就说过：“现在国家有钱买粮食，但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大了。”国内曾经有人攻击18亿亩耕地红线，其所说大意是：人家有粮不卖难道是脑子进水了吗，粮食放在仓库里时间长了会坏掉的，我们中国人的心态是不是应该变得阳光、健康一些。中美经贸摩擦非常现实地告诉我们，与袁隆平先生相比，这些人的头脑有差距。芯片如果被人卡住了脖子，会延缓发展，而粮食被人卡住了脖子，将会面临死亡。更何况，实际上地球上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分布是由粮食产量决定的、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大量粮食出口的国家不多，出口量也是有限的，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多。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指望别的国家养活是完全不现实的。
袁隆平先生近些年不遗余力地倡导超级稻、海水稻，其着眼点还是提高产量、多产粮食。笔者认为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考与选择。在当前粮食产量水平下，我国应该严守耕地红线。即使有些耕地暂时没有耕种，也不能毁掉。但是如果农业效率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继续大幅度提高、荒芜的无人居住的盐碱地也能出产粮食，将给我们带来新的选择。我们可以让那些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耕地变成森林、草地、湿地、湖泊，也可以为城市建设释放更多的土地，使得我国的城市建设呈现新的面貌。笔者以为，如果有相对更充分的建设用地，在我国大、中城市的建设中，应该推行公共建筑如学校、医院、文化体育场馆、政府对外服务建筑、大型商场等不超过4层并按永久建筑标准建造，而且周围有宽广的停车场地；住宅最高不超过15层；写字楼最高不超过30层；在城市外围建设带有花园的独户式住宅。这是一种更人性化、更理想的状态。至于小城市及镇，建筑高度应该更低，目前有关部门已制定建筑高度不超过6层的规范。这样将带来我国人民生活品质的又一次跃升。这是继解决温饱之后，居住品质的再次实质性提升。
笔者在这里想顺带说一下，当前我国大城市地铁建设应该与城市建筑与人口密度的远期变化趋势结合起来考虑，采取循序渐进、相对保守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与纽约、东京比地铁密度。也要尽可能不建高架桥。我们知道，美国后来兴起的大都市没有地铁。交通拥堵问题必须重视，但能够在地面上、阳光下行走，何必钻到地下或者悬在半空呢？地铁、高架桥造价昂贵，消极影响很多。
所以，我国粮食作物继续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依靠科技进步将盐碱地甚至沙漠利用起来依然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国家发展、人民生活品质提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水稻方面，杂交稻、常规稻都要发展。常规稻没有必要攻击杂交稻。并不是否定了杂交水稻，科研经费就自动来了。我国发展到目前阶段，并不缺钱，缺少的是好的创意、项目。袁隆平先生是支持常规稻发展的，他说过常规稻的产量提高了，杂交稻的产量会水涨船高。杂交稻在不断提高产量的前提下，提高品质，实现一系法，将会为自己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湖南是我国水稻种植面积及产量第一大省，差不多是唯一的粮食作物。湖南也有悠久的稻作文明史。位于湖南常德澧县的城头山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历史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在这里发现了距今0多年的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还发现了距今0年的人工栽培稻的稻谷。我们应该总结、继承、发扬袁隆平先生的遗产及精神，继续重视水稻研究，不仅要继续保持杂交水稻研究的优势地位，还要立志成为全国、全球最重要的水稻研究中心。可以考虑扩大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的规模及影响力，聚焦于水稻研究，发展成为水稻研究的最高奖，这样有助于长沙成为全球水稻研究的交流中心。
袁隆平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受到好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袁隆平先生的父亲是江西德安县人。德安县位于长江南岸边的城市九江市以南，离九江不远。他的母亲是江苏镇江人。他的母亲从镇江英国人主持的教会所办的学校高中毕业。教会学校重视英语，所以他的母亲会英语。由于这个教会同时在安徽芜湖办有学校，所以他的母亲高中毕业后到芜湖的学校担任小学英语教师。他的父母就是在这一期间相识的。当时他的父亲在南京上大学，当时叫东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有人写文章说他的父母是在长江上的客船上相识的。
袁隆平先医院，当医院任职护士长。他一直将年9月7日作为自己的生日。医院发现的出生记录，他的出生日期应该是年8月13日。此后由于父亲工作变动、战争等原因，全家依次辗转于赣州、德安、汉口、湖南桃源、重庆、汉口、南京、重庆，可以说是颠沛流离了。在湖南桃源、重庆，他多次亲眼目睹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时火光冲天、然后尸横遍野的场景。他想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中国要想不受人欺侮，必须强大起来。
不过他的父亲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到一地，总是及时地将孩子送到学校读书。他五兄弟中，四人考取大学、一人考取中等专业学校。袁隆平先生曾经说过，重视后代教育，是他的家族从曾祖父一辈开始形成的信念与传统，他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他也说过，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母亲经常教他要博爱、诚实。他上小学后，母亲每天会检查他的作业。母亲还教他说英语。他的母亲读过哲学家尼采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并讲给他听。他的母亲会因时因势给孩子们讲故事，解答孩子的疑问，有意识地诱导孩子。
袁隆平先生在汉口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组织参观郊外的一个园艺场，非常漂亮，花卉、水果琳琅满目，看上去赏心悦目。他非常兴奋，终身难忘。后来他又看了卓别林演的电影《摩登时代》，看到卓别林在房间里伸手到窗外摘下水果就吃，奶牛走过来挤一杯牛奶就喝，心中更加激起对田园之美、农艺之乐的向往。
袁隆平先生说过，博学中学是他最感亲切的母校，对他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所中学在—年叫作私立汉口博学中学，是教会学校。其前身是汉口博学书院（—），是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抗日战争期间，年迁至四川江津，年迁至重庆。抗战结束后又迁回武汉。年编为武汉市第四中学，年开始同时又称为武汉博学中学。袁隆平先生中学入学、毕业都不在这所中学，但在这所中学学习的时间最长，达四年之久，前期在重庆、后期在汉口。时任校长毕业于香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要求学生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袁隆平先生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教育家。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袁隆平先生在这里培养起了对于音乐、体育尤其是游泳的兴趣。在校期间他获得过游泳比赛汉口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学校重视英语，不但英语由外国人教，物理、化学也是外国老师用英文讲课。当时他的英文程度达到看英文电影百分之八九十能听懂的程度。
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袁隆平先生决定学农。他的父亲告诉他学理工或医学前途应该会很好，他的母亲说学农很辛苦、是要吃苦的。他跟他的母亲说他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花卉，也会有田园乐。父母最终还是尊重他的选择，年9月他进入位于重庆北碚的私立相辉学院农艺系就读。11月重庆解放。年相辉学院农科参与组建西南农学院，校址在重庆北碚。他转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就读。
相辉学院创办于年，是复旦同学会利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在重庆北碚的临时校址建立的，校名源自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和校长李登辉。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相辉学院的主要建制并入了四川财经学院。西南农学院又进一步合并了四川、云南、贵州多所高校的农学系科。西南农学院于年更名为西南农业大学，年又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
袁隆平先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总体看并不优异，主要是不全面，有人在网络上展示过他某一学期的成绩单。他自己说过，他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学习只凭兴趣，对于喜欢的课程，就特别注意课堂听讲，还读相关参考书，成绩就很好；不喜欢的课程，只求及格就行。他的同班同学后来曾经回忆他说，“脑子里想得很开阔”、“喜欢读书，喜欢联想”。他自己也说过：“我是个爱把事情琢磨透的人，上初中的时候，我在课堂上就喜欢向老师提问”。在大学期间，有个同学会拉小提琴，他跟着学会了拉小提琴，他则教同学们游泳。
袁隆平先生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遗传育种，他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当时西南农学院院长是知名的水稻专家管相桓教授，也是袁隆平先生的遗传学课程任课教师。管相桓教授出生于年，是四川营山县人，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到日本留过学，是西南农学院首任院长。
当时一切向苏联看齐，遗传学只能教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但管相桓教授崇尚孟德尔遗传学。袁隆平先生因此利用大量业余时间去阅读国内外中外文农业科技杂志，了解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并有意识地对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后来他开始自学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去请教管相桓教授。管相桓教授每次都非常认真细致地为他讲解。管相桓教授年被划成“右派”，“文革”初期又受到批斗，于年10月自杀身亡。
管相桓教授非常推崇自己过去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同事鲍文奎，跟袁隆平先生说起过。鲍文奎先生（—，浙江宁波人）也毕业于旧中国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鲍文奎先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获得过博士学位，摩尔根曾长期担任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年、年袁隆平先生曾两次到北京向鲍文奎先生请教并在他的帮助下查阅资料。
所以袁隆平先生虽然只是一所偏远地区的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但也能够接触到最高水平的学者，阅读最前沿的文献，包括英文文献，是他的教育经历使得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袁隆平先生研究杂交水稻的起点是年根据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理论判定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是天然杂交稻，而他学习、坚持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的引路人是管相桓教授，以及鲍文奎先生。
前面讲到过，袁隆平先生在谈到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时提出“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八个字很重要。从他的教育经历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人要成为出类拔萃的研究者，从小、至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树立起自己的理想、兴趣是很重要的，同时要具有良好的思维品质，其中的基本要素是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及求知欲、要善于发现问题及提出问题、具有想象力、善于联想。实际上，杰出的学者其最重要的成就往往是围绕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就产生的兴趣、问题而长期学习、思考的结果。
学校里的课程学习是重要的，因为课程学习是系统学习已有的知识，研究是创造新的知识，而创造新的知识总是在理解、掌握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课程学习应该适度，对已有知识能够基本理解与掌握就可以了，因为在进一步的学习、研究中对以往学习过的知识能够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有西方著名科学家就说过不要追求考分。如果考试设计是科学的，能够考80分以上就可以了。课程学习适度，在保证充分的睡眠时间之外，还应该有较多的余暇，广泛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尤其要注重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阅读、观察、思考，充分放飞自己的思维，还可以发展体育、旅游、艺术等方面的爱好，这样才有可能发展起成为优秀研究者的潜力与素质。要将考试分数由80分提高到分，除了极少数具有超凡学习能力者外，需要花多得多的时间去对课程知识进行反复记忆与练习，因此也就没有余暇了，甚至还会牺牲睡眠时间。长期地反复记忆与练习会伤害自己的思维。那些具有超凡学习能力者，如果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兴趣与强烈的好奇心及求知欲，当然也就不会走上研究的道路。
当前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根本问题是高中及大学招生完全根据中考及高考成绩、按分数录取，这样就使得每一个中学生面临一个囚徒困境，即“我不知道别人有多努力、会考多少分，所以我必须拼尽全力”，由此造成中学生为了提高考试分数而全力以赴，甚至牺牲睡眠时间，不遗余力地将全部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课程知识的反复记忆与练习当中去，因为不这样做进不了好的高中、大学，由此牺牲了身体健康，也泯灭了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牿害、固化了自己的思维。实际上，不能批量地、高比例地培养出优秀研究者的大学其实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好大学。这是很可悲的。
年7月，袁隆平先生自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至位于湖南西部大山深处的安江镇的安江农业学校任教。这里成为他孕育梦想、开始起飞的地方，也是他母亲长眠的地方。
毕业分配前，他在毕业分配志愿表上填写了愿意到长江流域工作。他被分配到当时的湖南省农林厅，该厅将他安排到其下属的安江农业学校任教。当时湖南省有四个中等农业学校，东南西北各一个，安江农业学校在西部，位于当时的黔阳县安江镇，位置偏远。他的母亲陪着他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安江镇，是一个小点点，他的母亲叹息着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他的同学对他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一盏孤灯照终身。他安慰母亲与同学们说，“我会拉小提琴”。
袁隆平先生告别父母兄弟和老师同学，从重庆乘船到武汉、又从武汉乘火车到了长沙，到湖南省农林厅报到，拿到到安江农校报到的介绍信，领到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一把小提琴，还到湘江里畅游了一番，然后坐上当时烧木炭的汽车沿着国道西行，花了两天时间到达了安江镇。当时路况很不好，还要翻越雪峰山，行车很危险。一到安江，他觉得倒还可以。安江镇群山环抱、风景秀美，学校位于原湘西名剎胜觉寺旧址，位置很好，有千年古刹的灵气，还有电灯——当时的观念有电灯就不是乡下了。尤其让他喜欢的是学校就在沅江边，他放下行李就到江中游泳去了。
其实当时的安江镇地位并不低，而且位于雪峰山河谷盆地、沅江边上，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还是物种变异的天堂。安江农业学校规模不小，直属湖南省农林厅。从袁隆平先生后来的人生轨迹看，其实他来对了，他喜欢这里。
当时的安江镇是黔阳县县城，同时还是黔阳专区专署机关驻地。也就是说它在我国行政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这是因为它位于我国重要的由上海到云南瑞丽的国道与沅江的交汇处。沅江是湖南省第二大河流，具有航运条件。年至年间，鼎盛时期安江镇的城市建成区面积达5.8平方公里，境内国有工商企业达多家，常住人口达到11万人，仅安江纱厂就有1.5万人。
年黔阳专区改称黔阳地区，行署机关仍驻安江镇。年黔阳地区行署机关驻地迁至怀化县榆树湾镇。年6月黔阳地区改称怀化地区，年改设地级怀化市。当年只有0居民的榆树湾镇已经演变为今天的城区人口数量在50—万区间的中等城市。年11月县级洪江市与黔阳县合并成立新的县级洪江市，市政府驻地设在黔城镇。安江镇就成为新的县级洪江市所管辖的一个镇，是县辖乡镇的地位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年1月正式运营的湘黔铁路与年建成通车的枝柳铁路在榆树湾镇交汇，枝柳铁路也经过黔城镇。
原县级洪江市的前身是洪江镇。黔城镇、洪江镇、安江镇都在沅江边上，都有自己的优势与光辉历史。不到50万人口的湘西山区县级市，有三个大规模的镇，是罕见的。古老的黔阳县的县治一直在黔城镇，这是由于它也在沅江岸边，而且处于当时县域的相对中心的位置，所以至今仍保存有黔阳古城。洪江镇作为商业重镇在明清时期崛起，是因为它处于沅江与巫水的交汇处，与黔城镇比较处于沅江下游，这样在水运交通上能够辐射到更为广大的地区。洪江镇目前保存有洪江古商城。而安江镇能够后来居上成为黔阳县县城、黔阳地区行署机关驻地，黔阳县县域缩小是一个因素，在县域范围内安江镇能够辐射覆盖的人口更多，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公路时代的来临，国道经过安江镇，而且安江镇也在沅江岸边，且与洪江镇比较位于沅江下游。年代中期安江镇地位的失落，当然是由于铁路时代的来临。在这里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交通方式的变化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笔者在网络上看到三镇居民至今互不服气，行政管理上也没有完全理顺。
我国行政区划处于变化中。很多大镇迫切希望独立，成为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如果系统考虑，县级行政单位不应该增加，而是应该有所减少。当前我国所谓地级市、地区等代管县或县级市是一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条件成熟时应该恢复宪法所规定的省直管市、县的体制，实行扁平化管理。如果继续增加县级行政单位，跟这一目标就背道而驰了。而且大镇独立，将带来与原所属县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应提高设市标准，使得市的数量在市县总数中只是很小一部分，相应地县辖镇可以区分为市镇、村镇，市镇是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其行政管理权限及编制数量应该有所不同，要有利于其发展及管理。
安江农业学校的前身是湖南省国立十一中学职业部，年始建于湖南省武冈县竹篙塘甫公祠（今属洞口县），年9月为觅农场翻越雪峰山迁入安江镇旁胜觉寺旧址，年11月改为湖南省第十职业学校，年11月改为湖南省农林技术学校，年11月更名为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年学校搬迁至怀化市城区并发展为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年3月原安江农校正式定名为“杂交水稻发源地—安江农校纪念园”，年8月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该园仍为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安江校区，承担农业科技培训、杂交水稻研究、农学学生实习等功能。
今天的安江镇仍然是不错的地方。它是物种变异的天堂。它是典型的山区河谷盆地，无大风大旱，少严寒，温、光、水、气适宜各类生物繁衍进化和产生变异。曾经有统计，30年内，这里的水稻、柑橘、棉花、鸡鸭等动植物发生优良变异品种达个，获得重大育种成果31项。这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目前，沪昆高速经过安江，怀邵衡铁路经过安江并设有车站。镇区建成面积已经恢复到5.8平方公里。镇内还有高庙遗址（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上“杂交水稻发源地—安江农校纪念园”，一个镇有两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比较罕见的了。今天的整个县级洪江市都是不错的地方，尤其是旅游资源比较丰富，除前面讲到的安江镇两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黔阳古城、洪江古商城，还有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雪峰山的主峰苏宝顶，就位于洪江市境内。洪江市离区域交通枢纽怀化市城区只有几十公里。
前面我们讲到过，袁隆平先生的人事编制年就已经调入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但实际上袁隆平先生居住在安江镇应该算到年。年底袁隆平先生的父亲在重庆去世。当时袁隆平先生在海南岛，他父亲弥留之际阻止身旁的亲人通知他赶回去，说“隆平工作很重要，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不要他来了”。他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来到安江镇居住，年去世后葬在安江镇。年袁隆平先生全家迁到长沙。
年袁隆平先生怀念母亲，给母亲写了一封信，音乐人杨柠豪以此为基础创作了歌曲《我有一个梦》。歌词是：
我有着一个梦，埋在泥土中深信它不同，光给了它希望，雨给了它滋养，它陪种子成长；我有着一个梦，走在田埂上，它同我一般高，我拉着我最亲爱的朋友，坐在稻穗下乘凉。妈妈我来看你了，你看这晚霞洒满小山村；妈妈我陪你说说话，这种子是你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风吹起稻浪，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成垛，谷子迎着阳光哔啵作响，水田泛出一片橙黄。
袁隆平先生的信很感人，笔者也很喜欢这首歌。笔者相信，这封信、这首歌将成为袁隆平故事的一部分。笔者也希望自己的这篇文章成为袁隆平故事的一部分，为建立袁隆平文化、传扬袁隆平精神作出贡献。
笔者认为，袁隆平先生是我们思考教育、人才、科研以及思考人生、事业的一个很好的标本。
笔者倡议建立袁隆平纪念馆，当然是要在充分地、深刻地了解、理解袁隆平先生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高水平的纪念馆。这个纪念馆，不仅能让人们充分、深刻地认识到杂交水稻的重大意义以及袁隆平先生在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让人们来到纪念馆追忆过去、怀念先人、展望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且要充分深刻地展示袁隆平先生教育及成长的历程、展示他研究杂交水稻的具体过程及其关键环节，让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来到纪念馆，孩子可以感受到榜样的力量，父母会思考怎样教育孩子；有志于科研的年轻人来到纪念馆，思考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者。来到纪念馆的所有人，思考自己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什么样的事业。
纪念先人，实际上是为了激励后来者。先人逝去，化成了骨灰，最后还将化为泥土，什么也不知道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崇尚英雄，鼓励、支持人们成为英雄，才能产生更多的英雄，才是有希望的。袁隆平先生的人生生动地启示我们，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而奋斗需要清醒的头脑。当前阶段我国要实现进一步发展，许多领域需要产生象袁隆平先生那样能够开拓新局面的杰出人才。
当前国际竞争甚至斗争非常激烈，我国面临技术“卡脖子”问题。我国被“卡脖子”的关键领域是芯片及基础软件、发动机。芯片及基础软件、发动机是现代制造业的核心。如果人家不卖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制造机械、电子产品了，那么我们就无法成为稳定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我国还应该致力于发展新能源汽车、大飞机、药品与医疗器械以及人工智能等重要产业，这是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
第一产业的主体是农业，第二产业的主体是制造业，第三产业的主体是贸易、金融等。笔者理解，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在第三产业领域的应用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革命性变革。
当前最关键的，我们应该重视科技进步，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实质性跃升，争取在年代之内基本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并向现代化强国迈进。
如果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未来十年我们的生活还会有实质性改观。掌握关键技术、能够自主制造关键部件，制造业附加值将增加，在制造业领域就业的人收入水平会提高；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了，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在服务业领域就业的人数量会增加、收入会提高；由于制造业、服务业主要聚集于城市，所以城市会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城市人口还会有所增加；相应地可以使得乡村从事农业的人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增加，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对农产品、乡村旅游的消费能力提高，所以农民的收入水平将提高；经济发展了，国家将会有更强的财力建设城乡基础设施，以及提高教育、医疗、文化、艺术、体育事业水平，尤其在乡村振兴的事业中，在进一步合理调整村庄布局的基础上，在乡村全面实现垃圾、污水回收处理，完善道路、自来水、电力、煤气、网络以及商业、文化、学校、医院等设施，基本上彻底改变我国农村又脏又穷的面貌。这将成就一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中国人民将获得更便利更洁净更绿色更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更好的衣食住行条件、更好的教育及医疗，将有时间有心情有财力通过阅读、艺术、体育、旅游等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丰富。
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尤其需要科技界的奋力拼搏。科技界应该发扬袁隆平精神，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建功立业。“两弹一星”让我们挺直了腰杆、保持住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业科技进步使我们获得了温饱，当前突破“卡脖子”技术，能够使我们真正地富起来、强起来。笔者希望事实将会证明，年代是我国科技界建功立业的又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中国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丰富的传说与记载构成了我国的炎黄文化。笔者理解炎黄文化的核心就是创造文明。中华民族是具有创造基因的。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突出特点是经验性的，重点在技术、工程层面。技术、工程层面是我们的强项，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有能力将它做出来。所以笔者对我国突破“卡脖子”技术是充满期待的。
我国要成为真正的具有引领性的世界强国，还应该进入科学层面。牛顿、爱因斯坦是最为杰出的科学家的代表，是站在人类文明喜马拉雅山的巅峰珠穆朗玛峰上的人物。根据他们的公式，我们坐在书房里就能预测到、计算出、设计出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因而根本无法经验到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事物，譬如动力机械、核能利用，这些事物可以惊人地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应该产生这样的人物。产生这样的人物，需要一片有树林、草地、湖水可以散步的地方。牛顿曾经似乎精神恍惚地坐在剑桥大学的草地上冥思苦想，爱因斯坦曾经衣冠不整象幽灵一样在普林斯顿游荡，那里都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他们，而我国的陈景润走在马路上被人撞残了。这是发展顶尖大学的意义所在，也是笔者主张顶尖大学应该有统一的且安静典雅的校园的原因之一。
纪念馆建设对于城市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给城市增添人文气息与历史厚重感，应该成为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长沙是2多年城址、名称始终未变的历史文化名城，但历史的痕迹并不多。长沙是楚汉名城，湖湘文化的源头是屈原、贾谊，湖南被称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并不是生长于湖南的人，在长沙的时间也不长，但他们在湖南受到长久的推崇、怀念，所以他们的忧国忧民精神成为了湖湘文化的底色。目前在太平街有贾谊故居。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举世闻名，它见证了汉代长沙文明发展的高度，如今其出土文物及马王堆女尸在湖南省博物馆有展示。北宋长沙岳麓书院的创建并兴起为自己赢得了“潇湘洙泗”的美誉。此后九百多年时间里岳麓书院成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成为湖南士子的精神家园。自宋开始，相比于隋唐，湖南考中进士的人数大幅度上升。更重要的是，北宋湖南道县人周敦颐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是被认为是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二程（程颐、程颢）的老师。理学是融汇佛、道后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是自宋开始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到南宋，胡安国、胡宏、张栻等创立了理学的湖湘学派。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与张栻的交往、辩论是朱熹思想成长的重要经历。张栻在长沙创建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使得湖湘学派的重心由衡山转移到长沙。湖湘学派为湖湘文化建立起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经世致用的基本含义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自然地就包含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今天张栻并不为普通人所知，他的墓在宁乡沩山。近代以来，湖南涌现了众多辛亥革命人物，其中很多葬在岳麓山，如果在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纪念馆，将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了解他们。在长沙最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是毛泽东，与之相关的文物有第一师范、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新民学会旧址等。在橘子洲头新建有青年毛泽东雕像，笔者知道雕像下是一个纪念馆，但几次前往均吃了闭门羹。笔者以为，这个纪念馆如果能够充分展示毛泽东从年17岁走出韶山冲起到年上井冈山止这一时期的成长历程及其关键环节，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纪念馆建设的前提是要有值得纪念的人物、事件。只有优秀人才在长沙努力拼搏，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就，成为杰出人物，才是值得纪念的。在当前，袁隆平先生就是值得纪念的杰出人物。从历史来看，湖南产生过重要的思想家，出现过较多的军事、政治人才。在新的时代，我们应该推崇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为湖湘文化注入新的元素。
我们要赋予长沙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厚重感，还需要产生更多的杰出人物。长沙应该欢迎全国乃至全球的优秀人才到长沙来干事创业、建功立业。不管是屈原、贾谊，还是胡安国、胡宏、张栻，都不是生长于湖南的人，袁隆平先生也是如此，他们都成为了湖南、长沙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干事创业需要平台。笔者年的文章曾经讲到长沙发展的重点，提出长株潭都市区要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长沙发展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服务业，推动长沙成为我国重要的科学研究、思想理论创造中心和艺术教育、表演与展示中心。宏伟事业与杰出人才是相辅相成的。
城市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杰出人物是可遇不可求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不是随时都有的。一个城市的历史厚重感在长期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是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创造的。所以城市建设需要耐心。某个时期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并不是在这个时期建了很多高楼，将整个城市都填满了，而是树立起了一个宏伟的长远目标，然后做了这个时期该做的事。城市规划、建设要学会留白、要善于留白，尽可能地不要让后人一声叹息，说前人的建设成为了我们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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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袁隆平先生逝世后，笔者花了较多的时间围绕着他进行观察、阅读、思考、写作，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与哀思。读者应该可以感受到，笔者的文章包含了深情。笔者从未当面见过袁隆平先生，但知道他的名字当然由来已久了，以往对他也有基本的了解。近几年笔者在电视上看到他比较多，觉得他具有常见的优秀学者所具有的纯洁心灵，由此使笔者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感。这一次笔者对他的了解、理解进一步加深了。
网络上关于袁隆平先生的文章很多，有些文章写作态度并不认真严肃，有些还存在错误。这些文章文后的评论普遍都特别多，这反映出人们对袁隆平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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