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背

父亲的背

尹学德

我父亲是个驼背，同独峰骆驼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似之处是，背上都有个驼峰。相异之处主要有三：一是我父亲直立行走，而骆驼四脚着地；二是虽然都是驼峰，但我父亲的更漂亮，那是一个近似标准的半圆，从美学角度看，圆型往往给人以柔和的感觉；三是两个驼峰中承载的内容不一样：骆驼的驼峰中主要是水，我父亲的驼峰中究竟装了些什么，成了困忧我一生的迷。

我父亲离开人世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

一九八四年，我回澧县探亲，过春节。也许是天意，也许是父亲有意为之。春节过去没几天，我同父异母的小哥叫人搭信给我说，父亲走了。

我急忙赶往父亲的住处。父亲住在小哥原来住过的一间民房里，就在小南门城墙内侧，小哥一家搬到单位宿舍去了。

小哥一边哭，一边给父亲擦洗身体，眼泪一串串吧哒吧哒地砸在父亲赤裸的身躯上。他不断地翻动着父亲枯叶般的身体，细致地给父亲洗人生最后一个澡。

父亲似乎萎缩了许多，瘦小的身躯任由小哥翻来滚去，一对本来就沉默寡言的父子，进行着人世间最后一次交流，不用语言，没有声音，那一刻，父亲变成了初生的婴儿，儿子变成了正在给婴儿洗澡的父亲。

有那么一阵子，小哥一只青筋暴暴的干瘦大手，隔着毛巾抚在父亲的驼背上，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声干嚎起来，没有眼泪，没有语言，然而撕心裂肺。

那一刻，我朦胧的泪眼也正好落在父亲的驼背上。

小哥不但平时就寡言少语，而且表情枯槁，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他的情感神经，以至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

小哥比我年长十二岁。四岁多时，他的亲娘就去世了，父亲带着他，离开了张家滩，到县城东门外的一户人家当了上门女婿。

这条信息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小哥医院住院，我在陪护他时，有一天，他突然没来由地冒出一句“你娘之前父亲还结过一次婚”。我当时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但我记住了这句话。我知道，对于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来说，这很有可能是他的临终遗言的内容之一，我毕竟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是他唯一的亲兄弟。

果然，他的妻室儿女带着他到处治疗，拖了两年，他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令他爱恨交加的世界。在他的追悼会上，他单位的领导在悼词中说：他五岁丧母……

从这两个渠道的两条信息中，我拼凑出了父亲的一段人生。当然，我已无法确知父亲在这段人生中的任何真实细节。但我仿佛亲眼所见，一个矮小瘦弱而且驼背的男人，带着一个四岁多的小男孩，从乡下到城里，去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上门女婿，是多么尴尬、多么艰难，会有多少屈辱在前路上等着他！

西方一位政治家说：这是一个缺乏真相的时代。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个时代——其实哪个时代都一样，何止是缺乏，即使是所谓众所周知的东西，不是被改造过，就是被扭曲过。理由很简单：各取所需，添油加醋。“真相”变成了一头任人宰割的猪！

于是，常识就变得重要起来。

根据常识，我推测，这个城里的大户人家，之所以会接纳我父亲这样一个人，有多种可能性。要么是那个女人身有残疾，实在找不到比我父亲更合适的人了；要么是为了传宗接代续香火；或者是为了冲喜？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相中了我父亲一身养家糊口的本事。我祖父是张家滩开豆腐店的，父亲是家中长子，各种豆制品的制作自然不在话下，他还会杀猪卖肉、划桨驾船，以及贩卖蔬菜水果；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手好厨艺，曾经在荆江分洪指挥部的小食堂当过大厨；他甚至还在羊耳山煤矿当过矿工，后来还同我的母亲一起养过蜜蜂……

父亲的这段婚姻持续时间并不长。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不长是多长，我不知道。就如永远有多远一样，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真相。

但是，这次短暂的婚姻，却成了我父亲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一个乡里人变成了城里人。这很重要。这说明，从他开始，他的家族在他的带领下，由农村转入了城镇，由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这个进程，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的。比起当下的城市化运动，我父亲走在潮流之先整整七十年。也许，有人会说，他这是无意的，是一种偶然的个人行为，没有必然性。我却要说，唯其如此，方显出我父亲的伟大。试想，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他完全可以就地续弦，照旧过日子；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离开，选择了一种有别于旧有生活方式的新的可能性；而这种选择是有风险的，并且必须由他独自承担。他之所以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至少说明了他想寻求改变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而这两点，既是人的本性，又是以“常识”作为逻辑起点的。

我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却不缺乏常识。他深谙生存在先发展在后的道理。

我母亲也是开豆腐坊的，就在东门外大码头边上。刚解放不久，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撑起一家豆腐坊，殊为不易。我父亲和我母亲是同行，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这是一个再生家庭。我就是这个再生家庭的第一个新产品。这个新产品的诞生是不由自主的，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在父亲带来的一个孩子和母亲带来的两个孩子中间，显得十分另类。这就先天地注定了，我将生存在他们的夹缝中，要么被溺宠成一个怪物，要么被挤兑成另一个怪物，最终是否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怪物，就只能看造化了。造化时常弄人，这也是常识。

……父亲的葬礼轰动了县城。小哥单位来了很多同事，默默地包办了葬礼的所有琐事。

县城本来就不大，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出殡的队伍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放鞭炮，进行路祭。我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鞭炮一响，葬礼总管就要高呼一声：“孝子磕头，致谢！”孝子贤孙们随即下跪，向街边人家或商铺磕头致谢。

天色阴沉沉的，细细的雨丝中夹杂着雪粒，气温很低。也许是几天孝子当下来，身体已经麻木了，我并不觉得冷；或许是捧在胸前的父亲的遗像，在继续温暖着我？

每每跪谢一处路祭，都要听到一些议论：

唉，又走了一个好人，老天爷真不长眼睛；

有的说：给人家当了一辈子长工，还帮人家培养出了大学生，背都累驼了，真不值；

有的说：遭孽哟，十几岁就从张家滩到津市挑黄豆，一二百斤的担子，一天几个来回，就是铁人也要压变形；

有的说：老天爷还是长了眼的，好人有好报，看看这跪了一地的孝子贤孙，哪个不是有模有样；

还有的说：这人一辈子活得真可怜，子孙都出息了，他却一命呜呼了，没享过一天福；

马上就有人顶上一句：知足吧！我们平头百姓哪个不是这样过来的……

丧事忙完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父亲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他从我那里离开时间不长，离开时还好好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去年正月初二，一大家人热热闹闹地吃过午饭之后，父亲独自一人不声不响地出了门。

出门时，父亲的脸色很难看。

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滿世界都是白色的。

母亲察觉到了异样，跟了出去。我从厨房的窗口看出去，父亲已经在白得耀眼的雪地上踩出了两行深深的脚印，步履坚定，渐行渐远。大家也赶紧跑出去追，然后一个接着一个，都去追赶父亲。

然而，父亲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从厂里冒雪步行到云溪，坐慢车去长沙，然后从长沙坐长途汽车或轮船回澧县。

我曾多次分析过父亲从我那里突然离开的原因。

自打我有记忆开始，父母总是吵架，一天三小吵，三天一大吵，成了家常便饭。在我的印像中，小哥在家里就是个幽灵式的存在，他是否在家里吃过饭睡过觉，我的记忆中一片空白。大哥倒是经常见到。那时他和小哥都在当时还在津市的澧县一中读书，一到周末，他就独自一人回来了，母亲总是头天就给他准备了好吃的。大哥不在家时，我甚至记不起来我们一家人是否正经地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小哥的临终遗言中还有一条：大哥高三读了三年。这是一条信息量很大的遗言。当时，家里两个孩子念中学，一个孩子还未到上学的年龄，母亲没有工作，就靠父亲在城关豆腐厂工作的那点工资，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而仅仅供大哥一人念高中就有五年之多！然后，他俩都考上了大学，小哥上了没几天就病退（？）了，这之后，我就很少再见过小哥；而大哥，这一上又是四年，每到寒暑假，还经常邀一些同学来家里打“秋风”。母亲一辈子都是大手大脚，总是喜欢踮脚做人；每逢这种场合，父亲的选择就是悄悄地躲开，眼不见为净，他不愿在大众场合同母亲吵架，丢了他们的面子。

“文革”开始那年，大哥大学毕业了，分配去了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城市工作。每年春节，他都要不辞辛劳，千里迢迢地赶回澧县与家人团聚，返程时，带走的不是十公斤一桶的猪油，就是五公斤一桶的菌油。那年月，生活物资都是按计划凭票供应，我们一家人每个月也就四两食用油。当然，那时他已经工作了，钱可能是他自己掏的，但具体操办这些东西的是母亲，她是县城的老人，熟人多，路子广，总有办法按大哥的要求办齐这些紧俏货。那时，我还少不更事；小哥比大哥参加工作还早，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令他怨艾不已伤心不已的家；父亲只知道干活挣钱，很少说话，如果遇到母亲做得实在太偏了、太过了，顶多也就是十分压抑地吼那么一句：堆成山的钱也经不得你花！然后土布褂子往肩上一搭，还得悻悻地出门想办法找活路挣钱去。

紧跟着就是母亲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开始呼天抢地。父亲吼完那一句，已经走了，我便成了母亲发泄怨怒的对像。我见事不妙，撒腿就跑。母亲随手抓起棒槌就追，边追边哭边骂，骂我，骂父亲，骂老天爷不长眼晴，害得她落到如今这步田地……手上挥舞着棒槌，从大码头追到多安桥，直到我从桥上跳到了河里，藏在了桥洞下，她还在桥上跳着脚骂。

这样的场景，隔三差五就要重现一次，成了东门外一道著名风景。

我就生活在这两种文明剧烈冲突的最前沿。

父亲和小哥代表着乡村农业文明；母亲和大哥则代表着城镇商业文明。

母亲是在县城长大的吗？对此，我一直很怀疑。也许，她是从农村嫁到县城来的。我隐约听说过，她的娘家就在大坪公社的陈家湾一带。真相如何，随着母亲的离世，已无从探究。但她的身上，全无乡下人的生活习惯，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比如说，她喜欢采购，而且对食品采购尤为有兴趣，只要哪天手里有了几个钱，她就会立刻提着个大竹篮出门，回来时，就是满满一篮子好吃的，连续几天，我们家就会过上帝王般的日子。由于只有父亲一人挣钱，而他又深知母亲花钱的本事和能力，所以父亲把钱控制得很严，因此，母亲手中大多日子都没钱。再比如，她喜欢打牌。她不识字，但她识牌，主要是那种叫做“跑和”的窄窄的叶子牌，牌技如何，我不知道，但瘾头之大，却千真万确。我记得她曾说过，这种牌她当姑娘时就会打了。

父母跟着我过日子时，厂里为了改善职工家属的生活，动员他俩开起了一间豆腐坊，也就是说，他俩不但可以每月按时领工资，还成了厂里的大集体单位职工。豆腐坊一般是通宵工作，大清早趁职工上班之前把豆制品送到家属区，卖完之后，父亲回家睡觉，母亲就串门找牌打去了。她就有这本事，尽管人生地不熟，但她很快就能串联起一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和老乡来。这下好了，手中有了钱，又有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牌瘾自然大发。很快，就有同事找上门来，直截了当地要我转告我母亲，不要再去他们家组织牌局了。

再比如，受不得委屈，脾气火爆，动不动就呼天喊地，这一点，我和父亲都深有体会，因为长时间同她呆在一起的，只有我和父亲。但我们有办法对付，父亲是躲，我是逃。

还有就是偏心。这可以从他对大哥的态度上看得很清楚。我几乎从未听她说过大哥一句重话，就更别说动手打他了。

母亲的这些生活习惯，至少说明了她在嫁给我父亲之前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而且，第一任丈夫对她宠爱有加。可是，第一任丈夫的突然亡故，彻底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使她的生存环境完全变形走样。她带着强大的惯性走进了新生活，但她的精神却依旧停留在“原处”。更为重要的是，也许，她会认为，是她收留了落难中的父子俩，她是他俩的恩人，他们必须予以报答。

我父亲其实是个很果断的人，在他一生所从事的工作中，有几个是很好的，即后来的所谓铁饭碗，但他不愿看人脸色，一言不合，立马走人，所以到头来连个工作也没有。他之所以忍让了母亲几十年，我想，“感恩”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似乎有些明白父亲正月初二冒雪离我而去的原因了。他的以及她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他的任务完成了，他用大半生的忍辱负重来“感恩”，现在已不欠任何人的人情了。他活得太累了，老了，干不动了，不想拖累子女，要走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再也不回来了……

很多人喜欢把父亲比作大山大河甚至大海，我父亲没那么大。他就是一头瘦弱矮小的骆驼，背负着两个家庭再加上我这个后来者，在茫茫无际的大沙漠中艰难地跋涉，把我们驼向泉眼，带到绿洲，一路上大汗淋漓，气喘嘘嘘，却始终不卑不亢，无怨无悔。

其实，我父亲的那个驼峰负载的是责任、重诺、坚韧和忍辱负重！他应该是佛祖派来渡人的，把我们渡到了幸福的彼岸后，他就倒下了，倒在了岸和海的交汇处……

（作者为著名工人作家，曾任岳化总厂秘书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