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里的廉文化

廉，是不谋私利；廉，是不贪。清廉，廉洁，廉明，廉正。廉，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国人十分讲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廉为其中之一，属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家谱，作为一个家族的历史文化汇总和历史档案，作为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无疑也十分重视廉文化的传承。在我们云津杨氏家谱里，有关“廉”的记载与要求，可以说比比皆是。一堂特殊的廉文化课家谱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雍正三年(年)初，我们的第十一世祖永斌公(我是第二十世)，补授贵州威宁府知府。三月初九日，“奉来京陛见之旨”，就是要他到北京去，皇帝要接见他。至三月十九日引见。雍正皇帝接见他时首先就说：“杨永斌在直隶年久做官，政绩声名俱好，朕很信得过的人，再不会变心的，朕可以保得他。”接着就说：你们读书人，做州县很廉洁，一放到知府就变心。做知府还好，一放司道督抚，遂大变了心的很多。亦有单寒者，出去做州县不惜名节，身家厚了，后来做府道，改弦易辙，做出好官的。亦有若杨永斌，再不会变心的。又说：“人孰不有错处？有过失何妨直说出来与我知道？我自有宽恕。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若必欺瞒，自谓人不及知，殊不知人那(哪)有不知的。一经识破，人品心术都坏了。这样人还用得么？你到贵州去，不可食利。苗夷不安静，皆起于有司苛刻。谁肯把东西善善的送人？取不如意，迫以威势，使人受不住，自然不安静了。”“亦不可矫廉。除了非分的不可妄取，本面应得的何妨取来？家业也是要顾的。就是百姓，尚然望他有饭吃，家给人足，何况我用的官，必定要他没饭吃，没衣穿，那(哪)里有这样刻薄皇帝？若使有余，或设义学，或赏赐好人，使人知所鼓励也，都是要用的。总之，事事以诚字为主。这诚字是颠扑不破的。临民治事，化其私心，出于至诚，那(哪)有不好的。”家谱中的廉训示年，河南汝州知州杨兆李画像家规、家训差不多是每部家谱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家的家谱也不例外，专门设有“彝训”一章，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有关廉的要求，摘录一些如下：十二世祖文赐公的训示是：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惜食惜衣非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需求己莫求人。垂训一无欺，能安分者即是敬宗尊祖；守身三自反，会吃亏者便为孝子贤孙。十三世祖洪公的训示是：凡横逆当前只顺以受之，不必动心，忍得一番横逆便增得一番气度。有君子而无禄位，族虽衰，盛也；禄位光荣而君子无闻，族虽盛，衰也。此不可不知。十四世祖兆杏公的训示是：安清贫，吾宗清白垂训，累世先人莫不衣仅御寒，食仅充饥，室庐仅蔽风雨……清贫世守，绰有古风。十五世祖积煦公的训示是：接汝禀，知谷贱伤农。佃客索减押规银，日用渐形支绌，颇深焦虑。既而思家风清白，昔贤谓仕宦无钱，是好消息，不觉夷然(同怡然)。惟堂上年登耄耋，菽水虽可承欢，亦不宜过啬，并不宜时露窘状，致亲心享用不安……汝将此信呈高祝丈，恳暂借二百金，以济急需。以上是家谱“彝训”一章中有关廉的训示。即使在平时，先辈亦常常以廉洁要求晚辈。十一世永斌公“宰临桂日”，其父亲第十世祖寓乾公手谕云：“尔今日出身加民，须念朝廷特拔之恩，祖宗积累之德，不可妄取一钱，屈罪一人。”永斌公闻训，终身佩服，无敢失，以是享大名，建伟业。第十三世祖洪公亦在一封信中，即“郎岱官舍病中寄谕”中特别强调：“子孙苟能成名出仕，当视民如子，第一莫要冤枉钱。”又在其遗嘱中对儿子们说：“好生认真做官，清、慎、勤缺一不可，万勿视为迂谈”。他的两个先后中了举，并分别出任知县、知州的儿子——兆杏公和兆李公，也始终铭记他的教导，清廉为官，其官声都比较好，当地的县志均记载了他们的事迹。先人们的廉表率我们云津杨氏先辈不仅谆谆教诲后人要清廉、廉洁，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我们作出了廉表率。这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第六世祖。我们的第六世祖秉元公，系我们这一小分支的直系祖先。家谱记载：他“学行醇懿，年十六游卫庠，二十补廪膳生，拔府学。(明代)万历初(年前后)，充岁贡(即为岁贡生，也就是国子监的生员)，廷试第一，授徽州歙县知县。”他在我们云津杨氏中，属于“始开文学祖”的人物。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这一支人，都是从武的，低级武将。秉元公授徽州歙县知县后，即“盟于神，不以一钱自污”。他“视民如子，治行为南都冠”。接着的是秉元公长子、第七世祖廷俊公，他是我们这一支人中的第一位举人。他做的最值得人们敬佩的事是“蔑视权贵，不拜魏忠贤生祠”，不与魏忠贤之流同流合污。家谱里这样记载：“天启御极(明代天启皇帝登位)，覃恩得封父母，拟乞身归。总戎藉重，再四慰留。卒以不拜魏珰生祠投劾去。”“总戎”，犹主将，亦可理解为主管；“珰”，宦官的代称，魏珰，即指明代大宦官魏忠贤；“投劾”，古代官员投呈弹劾自己，请求去职的状子。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天启皇帝登位后，他便乞求回家，虽其主管再三挽留，他却不为所动，以自己不拜魏忠贤生祠为由，投上一份自己弹劾自己，请求去职的状子，然后拂袖而去。云南省文物专家卜保怡老师（中）考察杨永斌墓碑保护情况，并表示：“杨永斌是昆明明清时期六大部院大臣之一，是昆明名人之碑，碑文是清朝名臣张廷玉所写”。让我们再来较详细地看看第十一世祖永斌公。永斌公举人出身，最初补授广西临桂县知县，后任直隶阜平县知县，兼平山县知县，任大城县知县，升直隶涿州知州，贵州威宁府知府，贵州贵东道，再升湖南布政使，调任广东布政使，授广东巡抚，调授湖北巡抚，再调任江苏巡抚。最后授吏部右侍郎。并在吏部右侍郎岗位上因病休致(退休)。永斌公历官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并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亲自接见。永斌公最初出来做官，是授广西临桂县知县。上任伊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革除陋规。“甫莅任，适遇编审届期，旧例县官亲历诸乡堡，可得千金陋规。余闻之骇然。以差役下乡扰民且不便，况官长乎？出谕：令民于三日内集县中，随到随审，一切胥吏、里正，索民一文者，立置之法。不五日而事竣。民情悦服，上官亦谬以为能。”永斌公后来任直隶阜平县知县，这期间，“适在(刚好在)词讼中得罚赎十余金，自益之得三十金”，他将这些钱“付盐商生息，半以市药(买药)施病者，半以买棺给贫不能葬者”，他说：“虽所济有限，然亦聊尽吾心耳。”永斌公在任阜平县知县期间，又兼署平山县事(西柏坡就在平山县境内)，一人兼知两县。在兼署平山县事时，按平山县旧例，“到任有修理衙署、执事铺垫及供给三日”的习俗。而这些钱“皆出里下，计费三百金”。永斌公得知后，“知其弊，驰谕革除之。”在涿州知州任上时，按涿州旧例，盐包到河下，州官亲出点检，每包可得规银一钱五分；当铺出号，州守亦为点检，其价轻而物贵者，悉取以还。永斌公将其革除净尽。但当雍正皇帝问直隶总督李维钧“杨永斌做官如何”时，李维钧却说：“杨永斌过于迂执，盐店当铺向有几两规例银子送知州，知州也有为他们费心处。杨永斌连这项也不要”，他认为这样做不好。雍正却说：盐典规例不要，这是矫廉，如此好官，何以不首荐？为何不推荐提拔呢？永斌公还有两件事特别令人敬佩。一是为保住农民的耕地，敢于顶撞清朝的王爷。这件事发生在他任直隶大城县知县任上。家谱中是这样记载的：“境有地名辛张，民田数百顷，膏腴产也。庄头觊觎焉。白某王(王爷)欲圈占为马场地，方民千百来诉余。余为语庄头，以民田不可夺，夺之令民失业，恐圣驾不时临此地，众民于御前告状，并累王爷。”庄头将此情告诉了王爷。于是便有了以下的对话。王(王爷)传余面谕云：“汝做谁家官？”对曰：“王爷家官。”曰：“胡不为我？”余曰：“此正知县为王爷处。辛张百姓是王爷家赤子，其千余家皆借此地养活，是其祖父相传，口分世业之产，今一旦夺之，皆将转为沟壑。皇上以牧民(教化、管理民众)委(委任)知县，知县若坐视其死，是负皇上。负皇上即是负王爷。倘皇上知之，以此罪知县，杀无赦，且遗万世骂名。知县不足惜。且恐并累王爷。今知县得罪王爷，王爷命督抚参知县，去此求之不可得也。”王曰：“吾令人打汝。”余曰：“王爷能打知县。知县能于九卿班上出揭，并能于御前喊冤。”王默然，挥余出(意即：把手一挥，你走吧)！没过多久，皇帝果然以打水围经过大城县，辛张数千人在皇帝驻跸处喊冤。王爷知道此事后，不得不“晓百姓曰：不围汝地矣。”这样，“辛张民始得安堵”。第二件事同样发生在永斌公任大城县知县的时候，为了救饥民于水火，不惜与大僚斗，敢冒风险，开仓借粮。康熙六十年春夏之交，京城附近包括大城县“亢旱”，干得不得了。老百姓饥荒严重。家谱中有以下记载：时有一大僚至县，饥民数千人环绕号呼，乞发仓赈济。余亦恳发仓谷，借给饥民，须三千担，至冬还仓。如有亏空，知县自立印领，情愿赔补。大僚曰：“朝廷仓谷，非奉旨即颗粒不可动。况三千乎？”余呼百姓曰：“汝等今日且去，明日还汝谷。百姓退。”余谓大僚曰：“饥民嗷嗷不得谷，恐仓猝致变。”大僚许以百石(担)，余曰：“非三千不可。”大僚终不从。余曰：“大人许亦散，不许亦散。计定矣!”当夜三更，大僚即起行，不令一人知。恐饥民为变也。余竟以三千石给散讫。至冬，因当年丰收，饥民一一还仓。永斌公就是这样，敢作、敢为、敢担当。永斌公任湖南布政使(省里的第二把手，掌管全省财政、民政等项工作)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四个月，但却办了不少实事。一是处理永顺土司善后事宜。永顺土司遗址，就是现在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永顺老司城遗址。他所做的事主要是将最后一任土司彭肇槐一家“押送江右(即江西)”，终于将“狡兔之窟”给铲除了。二是谨慎审案，力避冤假。最著名的是雍正《大义觉迷录》中所称弥天大犯曾靖一案。曾靖，湖南永兴人。著名的“反清”人士。被捕后，雍正又特意将其释放，并发来湖南本籍，“兼令其阴索向者(之前)传语之人”，即追查同案人。此事在永斌公履职湖南之前就已审讯多次，并已牵累多人。永斌公到长沙后，与按察使一同会审，“令其直供传言之人，毋以恍惚疑似语相塞。曰某日在某寺中有某和尚见。于是传某和尚讯之。曰果有其人，今死矣。余谓臬司(即按察使)曰：勿复深求，即取死者地方结状以结。此案得免株连。”正是“勿复深求”，避免了株连更多人。三是周密谋划，尽力节支利民。当年，上级要“征两楚兵赴西边，奉旨每兵给马四匹，弁员(低级武官)递加”。湖南需调兵三百名，加上低级武官，需买备马一千四百余匹。巡抚叫永斌公“急为买备”。但永斌公却说：“马不需买”。他的理由是：“此时若在会城(省城)购马千余匹之多，则驽骀(比较差的马)成骐骥(骏马)，价必昂贵，而所收皆下驷(下等的马)。况喂养待用，遣发无时，则刍料费多。计莫若于通省驿站中，每驿挑五骑，印烙饲牧，勿乘，令其肥硕。至需用时，每驿拨夫一人解至厂中，候给发。过后按匹给价，各驿自行购买，充足五骑之额。如此，则事办而费省。”后来听说湖北(当时是要求湖北、湖南都要调兵备马)买马、饲养，费至数千金，无项开销。“而湖南幸免此累”。大概后来上面并没有征调两楚的兵马。而湖南是马已预备了，费用却省了。永斌公在湖南办的实事还有“抚绥化诲六里苗疆”“修葺岳麓书院”等。云津杨氏第十九代杨新正老先生于年4月探访十一氏祖杨永斌墓地及碑十二世祖文赐公多年在湖南澧州(现在的澧县)、石门、永绥厅等地担任巡检、代理州判、典史一类的小小芝麻官(九品或从九品)。正如他的堂兄、永斌公的儿子文锡公在给他的私人信件中所说：“至吾弟一官，鸡肋，清苦万状”。清苦到什么程度？老谱序言中有这么一句话：“十二世照磨公(即文赐公)官楚，贫不克(不克即“不能”)赴皖升任，又不克归滇，侨寓黔邑。”他原来任湖南永绥厅(即现在的花垣县)花园汛巡检，后署(代理)永绥厅经历。乾隆三十年，升授安徽安庆府照磨。但是他却没有钱、没有路费到安徽去赴新任，也没有钱回老家云南，只好“侨寓黔邑”。为什么会穷到这个地步？家谱里记载，他经常说：“末吏倚仗头取钱，吾不为也。”他不去捞冤枉钱。因此，“贫不克赴皖升任，又不克归滇”。十三世祖洪公，“赋性明敏”，“读书善悟，困于贫，年十六弃举子业(没有走科举考试那条路)，随父习理簿书……以笔代耕”，也就是学着做“幕僚”。他一生虽说没有当过什么“官”，只是做做“幕僚”而已，同时兼业医。但他同样洁己爱民。“乾隆六十年夏，军营多疫，(他)出经验方，募资制合丸散，遣送(凤凰)镇筸、(麻阳)高村，及流寓黔阳难民，赖以全活甚众。无归流殍，(他)募资掩埋，其暴露骸骨，择瘞高阜(即掩埋在地势高的地方)”。他“兼业医，不计贫富，虽祁寒暑雨，昕宵必往诊，必愈始安”。十四世祖兆杏公，学识渊博，夙号通儒。“在建始(湖北西部，兆杏公任知县)……议修南门外大桥，或言不利于官，兆杏曰：官以为民，民利矣，吾何忧。毅然行之。后虽如其言罢去，不悔。”黔阳县志记载：兆杏公“生平不计家人产。在应城(代理湖北应城县知县)，为前属建始典史章鸿捐复其官。通山典史叶书殁于任，并资遣其家属回籍。他善举典衣称贷。曰：吾以求心之安而已。解组时年六十八，囊橐蕭然，晚就弟兆李汝州官舍……人恒以清白吏目之。”为章鸿“捐复其官”。典衣称贷，典当衣物，向人借钱，也要帮助有困难的人。《湖南省志》等权威书籍上都记载：杨兆杏“致仕时一文不名，依弟兆李供养以终”。到退休的时候，连一个钱也没有。靠弟弟供养以终。十四世祖兆李公是兆杏公的亲弟弟。兆李公在嘉庆六年(年)“挑发河南，以作好官誓于都门关帝庙。”并“自镌手章，曰：不贪为宝；曰：勤以补拙”。家谱里记载：兆李公“襄滑、卫军局，毫不苟取。同事每加诮让（诮，音“俏”，意“讥讽”“责备”），坚守如常。”又说：“历州县任，屏绝包苴(音“拘”，意“馈赠与贿赂”)。相沿采买陋规，亦拒不受。”他在任河南泌阳县知县期间，创建泌阳铜峰书院，他“前后斥俸二千一百两”。而铜峰书院整个建筑费用为五千四百两。他的捐俸占到了整个创建经费的40%左右。他特别强调勤俭。他说：“居家之道，不外勤俭二字。勤则不匮……俭尤美德，自身谨饬。食取充腹无兼味，衣取御寒无华饰。常留有余，以惜毕生之福，以备仓猝之虞。”他在信中告诫侄儿：“日食小菜每餐不过两样……每月肉食不过六七次……蛋鱼之类或间日一食亦可……每日用钱不过五十文，每月用钱不得过三千二三百文……”云津杨氏第二十氏杨志勇先人们的廉训示，我们谨当聪听，铭记在心，见诸行动；先人们的廉表率，令人敬佩，更值得我们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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